《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第二十二章 蘇維埃大會與六月示威

Soviet Assembly

第一屆蘇維埃大會,即批准了克倫斯基進攻的那次大會,於6月3日,在彼得格勒軍官學校中舉行。參加的代表中,八百二十名具有表決權,二百六十八名只有發言權。他們代表了三百零五個地方蘇維埃,五十三個市區地方蘇維埃,前線團體,軍隊的後方機關,以及少數幾個農民團體。凡蘇維埃中含有不下於二萬五千人者享有表決權。擁有一萬至二萬五千人的蘇維埃,則享有發言權。依據這個標準,——我們得順便說一下,這標準是被遵守得不很嚴格的——則我們可以假定,站在大會後面的群眾共有二千餘萬。七百七十七名代表說明自己的黨派從屬,其中屬於社會革命黨的二百八十五;屬於孟什維克的二百四十八,屬於布爾什維克的一百零五;此外是少數由於比較不重要的派別的。左派——布爾什維克派以及接近他們的國際主義者——約及總代表的五分之一弱。大會所包含的大多數代表,是那些三月間登記為社會主義者,將近六月便厭倦了革命的人。彼得格勒在他們看來,一定是一個發了瘋的城市哩。

大會開始是批准了對格林姆[1]的放逐。此人是一個不幸的瑞士社會主義者,他曾企圖與霍亨索倫皇朝的外交家作幕後談判,藉以拯救俄國革命與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要求立刻討論正在準備的進攻問題,那提議被最大多數所否決。布爾什維克派彷彿是渺小的一群。但在同一天,也許是在同一小時,彼得格勒的工廠作坊委員會大會,卻以最大多數,通過了一個決議,說只有蘇維埃政權才能救國。

不管妥協派怎樣近視,他們總不能不看到自己周圍每天在發生著什麼事情。在6月4日那次會議上,布爾什維克派的仇恨者,里倍爾,顯然在外省代表的影響之下,斥責那些毫無用處的政府特派員,他們在各省並不能接收到政權。「好多政府機關的職務,因此就轉入了蘇維埃之手了,——不管蘇維埃要不要這些職務。」這些傢伙竟會向人家抱怨自己。

有一個代表——一個教員,對大會講道:革命以來四個月,民眾教育方面不曾發生了絲毫變動。所有的老教師,學監,校長,區視學員,往往是些過去黑色百人團團員,所有以前的學校規程,反動教科書,甚至那些舊朝次官,也都太平無事地原樣不動。只有沙皇肖像給拿到了閣樓上,但它們在任何時候都能拿回來釘在原處的。

大會不敢一舉手以反對國會及咨議會。它在反動派之前的卑怯,孟什維克演說家波格丹諾夫以此來掩飾:反正國會與咨議會「都是死的,是不存在的機關了」。馬爾托夫以他特有的辯論的機智,回答道:「波格丹諾夫提議,叫大家承認國會是不存在的,但不要觸犯它的存在。」

大會,雖然政府派佔了鞏固的大多數,還是在惶恐與疑慮之中渡過了的。愛國主義已經潮濕了,僅僅沒精打採地冒了一些火花。群眾之不滿,以及布爾什維克派在全國,特別在首都,要比大會中的布爾什維克勢力無比地強些,這都是明白的事。布爾什維克派與妥協派之間的爭論,還原到最後來說,老是關於這個問題:民主派跟誰一起走,跟帝國主義者呢,還是跟工人?協約國的影子籠罩著大會。關於進攻問題是事前決定了的,民主派除屈服之外就無事可為。

策列鐵里教訓道:「在此緊急關頭,沒有一種社會力量應被拋出於天平之外,只要它還能於人民事業有利。」這就是與資產階級成立合作政府的理由。民主派因為無產階級,軍隊,與農民步步在推翻他們的計劃,於是向人民開戰,而以反布爾什維克鬥爭作為幌子。策列鐵里便這樣地將喀琅施塔得水兵逐出了蘇維埃,以便不把立憲民主黨人貝貝里亞夫拋出於天平之外。合作政府是由五百四十三票對一百二十六票及五十二票棄權的多數通過的。

這次在軍官學校里舉行的大規模的與鬆散的大會,其工作特點,在於宣言方面之冠冕堂皇與實際任務中之保守醜惡。這在一切決議案上,都留下了一個無望與偽善的記印。大會承認俄國境內一切民族有自決之權,但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權利所需的那個鑰匙,大會卻並不交給被壓迫民族自己,而交給未來的立憲會議,在這會議中,妥協派希望能居於多數,而且希望能和他們在政府中的所為一樣,要投降於帝國主義者之前。

大會拒絕通過關於八小時工作制的法令。策列鐵里以人民各階層的利益之難於調和,來解釋這一合作的原地踏步姿態。彷彿歷史上任何一件大事業之完成,都由於「調和利益」,而不是由於進步利益之戰勝反動利益!

格羅曼,蘇維埃的經濟學家,於大會臨終時提出了他無法不得出的一個議案:關於行將來到的經濟崩潰與關於國家調節之必不可免。大會採納了這個表面文章的議案,但目的只為要使一切都仍舊貫。

Soviet Assembly26月7日,托洛茨基寫道:「大會驅逐了格林姆,回過來進行議事日程。但資本家的利潤,對於史高倍列夫及其同僚們,還是不可侵犯的。糧食危機是每小時每小時地更加尖銳起來。在外交方面,政府接二連三地受著打擊。以致最後,那樣歇斯底里地宣佈了的進攻,顯然已準備立刻以一種荒唐的冒險,崩落到人民頭上了。

「本來,我們還要耐性地,願意在好幾個月中,和平地觀察李沃夫——德列欽可——策列鐵里內閣的開明活動的。我們需要時間來進行我們的準備。但是地下的土撥鼠掘得太快了。在『社會主義者』部長們的協力之下,此次大會參加者之行將遇到政權問題,比我們大家所想像的還快得多。」

大會領袖們企圖以更高的權威來保護自己,使不受群眾打擊,於是把大會牽入於一切日常衝突中去,這使大會在彼得格勒工人與士兵眼中,大大損壞了聲望。關於杜爾諾夫別墅的那個故事,乃是此種衝突中之最轟動一時的。杜爾諾夫是沙皇的一個老官僚,他之出名,由於他當內務大臣時鎮壓了1905年革命。這個可恨而齷齪的官僚的空屋,為維包格區工人團體所佔——主要因為它那個大花園已成為兒童愛好的遊戲場了。資產階級報紙將這避暑山莊描寫為虐殺運動者與攔路行劫者的巢穴,是維包格區里的喀琅施塔得。沒有一個人肯勞些兒神,去調查一下究竟實際情形如何。政府小心地繞開一切重大問題不談,生氣勃勃地來救護這個別墅。它要求執行委員會准予採取英雄辦法,策列鐵里當然不會拒絕。檢察官發出命令,著該群無政府主義者於二十四小時內遷出別墅。工人們得知了政府正預備採用軍事行動,發出了警號。無政府主義者方面以武裝抵抗相威嚇。二十八個工廠宣佈罷工,表示抗議。執行委員會發佈宣言,斥責維包格區工人,說他們是反革命派助手。如此準備了以後,法院與警察當局的代表才敢進入那個獅穴去。但進去一看,只見這個別墅設立著好些工人的教育機關,秩序井然。代表們不得不退出來,頗有些難為情的。不過這故事往後還要發展下去。

6月9日,大會上爆發了一顆炸彈:在早晨出版的《真理報》上,登著一個宣言,號召明天示威。能受驚嚇,因而慣於驚嚇別人的齊赫澤,用一種發自墓底的聲音宣稱:「如果大會不採取辦法。那麼明天將是致命的日子了。」代表們於驚嚇中抬起頭來。

將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與大會對立起來,這思想是由整個局勢中發生的。群眾推動著布爾什維克派。情緒特別沸騰的是衛戍軍,因為進攻關係,他們怕被分布在各個部隊中,散處於各方前線。此外,又加以他們對「士兵權利宣言」的不滿;這宣言比之於「第一號命令」,或比之於目前軍隊中的實際制度,都後退了一步,示威是由布爾什維克派的軍部[2]發起的。該部領導者斷定——而且斷定得極有理由:——事實昭示,假使黨不出來領導,則士兵們自己會跑到街上來。不過,群眾情緒的急劇轉變,是不容易體驗到的,而這在布爾什維克派中造成了某種動搖。伏洛達斯基對於工人之是否將走到街上來,並無把握。對於示威究將具有何種性質,也有疑懼。軍部代表們肯定地說,士兵因為害怕攻擊與彈壓,不帶武器不敢出來。「這示威能發生什麼結果呢?」——謹慎的托姆斯基問道,他要求再加討論。斯大林認為「士兵中在發酵——這是事實;但工人中並無此種明確情緒」,不過他還是以為必須給政府以抵抗。加里寧,老是傾向於避戰而不傾向於接戰的,堅決反對示威,藉口於並無明顯的示威理由,尤以工人為然:「示威將完全是虛矯的。」6月8日,中央與各區代表開聯席會議,經過了數次預決之後,最後一次舉手為一百三十一人贊成示威,六人反對,二十二人棄權,於是決定在星期日6月10日,舉行示威。

直至最後,準備工作始終在秘密中進行,為使社會革命黨人與孟什維克派不能進行反鼓動。此種預防性的合法措置,後來被解釋為軍事陰謀的一個證據。工廠作坊委員會中央會議也贊同了組織示威的決議。尤果夫寫道:「區際派委員會,在托洛茨基的壓力之下,反對著盧那察爾斯基的反對,決定參加示威。」準備工作是以沸騰的精力進行著。

示威所舉旗幟,應該是「政權歸蘇維埃」。戰鬥的口號是:「打倒十個資本家部長。」這是要求與資產階級決裂的一個最簡單表示。示威隊伍應向軍官學校行進,那裡正開著大會。這就加重地說明瞭:事情並不在於推翻政府,而在於對蘇維埃領袖們行施壓力。

誠然,在布爾什維克派的幾次預備會議上,曾聽到過不同意見。例如,史密爾卡,當時中央委員會的一個年青委員,曾經提議道:「假使事變發展到了衝突,那我們不拒絕奪取郵政,電報與兵工廠。」會議的另一個參加者,彼得格勒委員會辣齊斯,在其日記中,關於反對史密爾卡提議事,寫道:「我不能同意這一點……叫我去同塞馬希科與拉希亞約定,當必要時,應以全副武裝,並藉機關槍團之力,奪取車站,兵工廠,銀行,郵局與電報局。」塞馬希科是機關槍團的軍官,拉希亞是一個工人,布爾什維克派戰士之一。

此種情緒之存在,本是極易瞭解的。黨的整個路線是要奪取政權,故問題只關於局勢的估量。彼得格勒發生了一個顯明的轉變,有利於布爾什維克派;但在外省,這同一過程進行得慢得多;最後則前線需要進攻加以教訓,以便士兵們拋棄對布爾什維克派的不信態度。因此,列寧還是站在四月間的立場上:「耐心地解釋。」

蘇漢諾夫在其《札記》中,把6月10日示威描寫為列寧的一個直接陰謀:「假使環境順利」就奪取政權。其實這樣提出問題的只有幾個個別的布爾什維克,他們所採取的立場,以列寧的諷刺口吻來說,「比應當採取的稍左一點兒」。這是很奇怪的,蘇漢諾夫竟不肯把他的任意猜度,和那表示於無數演說與論文中的列寧的政治意見[3]試行對比一下。

執行委員會常務局向布爾什維克派提出要求:取消示威。根據什麼理由呢?形式上,顯然只有一個國家的政府才有權禁止示威。但政府對於這,竟連想都不敢想呢。由兩個政黨的同盟領導著的那個「私的機關」——蘇維埃,怎能禁止第三個政黨的示威呢?布爾什維克派中央委員會拒絕履行這個要求,但更堅決地著重說明示威的和平性質。6月9日,工人區中張貼了布爾什維克派的布告。「我們是自由的公民,我們享有抗議權利,我們應該及時利用自己這個權利,不要等得太晚了。和平的示威權是屬於我們的。」

妥協派將問題提到大會討論。正在這當兒,齊赫澤發表了演說,即關於「致命的後果」的那篇演說,又說大會必須通夜開會。主席團之一,格格契高里,此人也是吉倫特派的一個後代,在他完結其演說時,對布爾什維克派這邊作一粗暴叫喊:「把你們骯臟的手從這偉大事業上拿開去吧!」布爾什維克派要求給予時間來開黨團會議,以便討論這個問題,但被拒絕。大會通過了決議,禁止在三天內舉行任何示威。對布爾什維克派採用強迫行為,同時也就是對政府的一種僭越行為:蘇維埃繼續從自己的枕頭之下偷回政權來。

此時米留可夫正在對哥薩克兵大會演說,稱布爾什維克派為「俄國革命的主要敵人」。至於革命的主要友人呢,則由於事情的邏輯使然,乃是米留可夫本人,雖然他在二月革命前夜,曾主張寧願德國人勝利而不願俄國人民革命勝利的。關於哥薩克所提出的問題:應如何對待列寧派?米留可夫回答道:「現在是最後結果這些先生們的時候了。」資產階級的領袖未免太性急了,但是他確實也不能錯失時機啊。

這時候,各工廠與各兵營中正開著露天大會,決定在明天「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之下,跑上街去。在蘇維埃大會與哥薩克兵大會的喧嚷聲中:有一件事情發生得不為人所注意,即:維包格區市政局選舉,布爾什維克派得到了三十七席,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派同盟得二十二席,立憲民主黨人得四席。

蘇維埃大會既通過了這樣決絕的一個議案,而且人們又神秘地說起從右邊來的可怕打擊,布爾什維克派便決定重新考慮這個問題。他們想舉行的是和平示威,而不是暴動。所以他們沒有理由把被禁止的示威轉變為一次半暴動。大會主席團方面決定採取對策。幾百名代表分成許多組,每組包括數十人,分頭到工廠及營房中去,阻止示威。他們約定於明天早晨齊集陶立特宮,以便檢討活動的總結。農民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贊成此種活動,從自己方面也派出了七十人來參加。

Soviet Assembly3這樣,雖然是出乎意外地,但布爾什維克派還是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大會代表竟不得不去認識首都的工人和士兵。如果山不許移動來就先知,先知卻終於不得不走近那座山了[4]。這兩者的會面是極有教育意義的。在莫斯科蘇維埃的《新聞報》上,一個孟什維克通訊員描寫了這樣一幅前景:「整夜裡,大會的多數代表,五百餘人,分成許多組,每組數十人,沒有閉上一會眼,在彼得格勒的工廠,作坊與軍隊中巡遊,勸大家不要參加示威。……在好多工廠與作坊中,又在某幾團衛戍軍中,大會並無威望。……人們以極不友好的態度,有時是仇視的態度,來對待這些代表,更加習見的,則人們用辱罵來送走這些代表。」這張蘇維埃的正式機關報絕不會誇大實情。倒是相反,它把那兩處不同世界的夜間會見,是以極其和緩的筆調來描寫了的。

無論如何,彼得格勒群眾關於下面這個問題,總已使代表們不再剩有任何疑惑了:此後究竟誰能決定示威與取消示威。普地洛夫廠工人同意黏貼大會反對示威的宣言,但有一個條件:要等他們讀過《真理報》之後,看那宣言是否與布爾什維克派的決議相衝突。第一機關槍團——它在衛戍軍中起著領導作用,正如普地洛夫廠在工人中的作用一樣——聽過代表兩執行委員會的齊赫澤與阿夫克森齊耶夫的演說之後,通過了如下決議:「同意布爾什維克派中央委員會及其軍部的主張,本團延遲舉行示威。……」

這大批綏靖人員,鬧了一夜沒有睡覺,早晨來到陶立特宮,情緒十分沮喪。他們原本以為大會的威望是不可侵犯的,但他們竟碰了那垛不信與仇視的石壁。「布爾什維克派在群眾中佔優勢。」「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態度是仇恨的。」「他們只相信《真理報》。」「某些地方有人喊道:『我們不是你們的同志』。」代表們一一報告著;他們雖然取消了戰鬥,但他們遭了最嚴重的失敗。

群眾服從了布爾什維克派的決議。但絕不是毫無抗議或憤慨而就此服從了的。在某幾個工廠中,通過了決議來非難中央委員會。各區中最暴躁的一些黨員,竟撕碎了黨證。這是一個嚴重警告。

妥協派之所以要禁止三天內作任何示威,乃藉口於一個帝制黨的陰謀,據說這陰謀是想利用布爾什維克派的示威的;他們提起這件事情,即哥薩克大會中一部分代表也將參加示威,又提到反革命軍隊之日益開近彼得格勒。既然示威已經取消,則布爾什維克派當然要求說明陰謀的實情了。大會領袖們無法回答,便把陰謀諉於布爾什維克派自己。他們從這處境中如此幸運地找到了出路。

我們必須承認,在6月9日至10日的那一個夜裡,妥協派確實發見了陰謀,使他們大為震動,那就是群眾聯合布爾什維克派以反對妥協派這一個陰謀。但布爾什維克派之服從大會決議,使妥協派獲得了勇氣,且使他們的狼狽變成為瘋狂。孟什維克派與社會革命黨人決心要表示鐵的力量。6月10日的孟什維克派報紙上寫道:「現在是判定列寧派為革命之叛徒與變節者的時候了。」執行委員會主席出席於哥薩克大會,請求哥薩克擁護蘇維埃反對布爾什維克。哥薩克大會主席,烏拉爾區的統領(ataman)杜托夫回答他道:「我們,哥薩克們,將永遠不與蘇維埃作對。」為了反對布爾什維克,反動派甚至不惜與蘇維埃走在一起,以便過後更有把握地窒死蘇維埃。

6月11日一個可怕的法庭成立了;其中包括著執行委員會,大會主席團人員,各黨團領袖,一共大約有一百人。跟往常一樣,以檢察官資格出場的是策列鐵里。瘋狂得要命,策列鐵里要求採取嚴峻的對付辦法,並卑夷地揮開了丹,因為丹雖然老是準備著污蔑布爾什維克派,然還不曾決心去滅絕他們。「布爾什維克派現在的所行所為,早已不是思想宣傳了,這是陰謀。……讓布爾什維克派原諒我們吧。現在我們要改用另外的鬥爭方法了。……必須解除布爾什維克派的武裝。自來他們擁有的太大的技術工具,再不能讓他們拿著了。我們不能讓機關槍與大炮留在他們手裡。我們不能容忍陰謀。」這是一個新調子。究竟解除布爾什維克派武裝的意義是什麼?關於這問題,蘇漢諾夫寫道:「其實布爾什維克派並沒有特別的軍械庫。其實一切武器都在士兵和工人手裡——他們是跟著布爾什維克派走的。所以解除布爾什維克派武裝之意,只能是說解除無產階級武裝。此外,又要解除武裝的軍隊。」

換句話說,革命的典型時期業已來到了,資產階級民主派,依從著反動派的要求,要想解除那保證了革命勝利的工人的武裝,這班民主派先生們——其中有不少讀破萬卷書的,——只叫問題是關於舊書上的,那總寄同情於被繳械者,而不寄於繳械者。但當這同一問題實際提出於他們之前,他們就不認識它了。單憑這個事實,即:策列鐵里,這個革命家,這個曾被處好多年苦役的人,這個昨天的齊美爾瓦爾得派,竟著手繳工人的械;就已不易為人所瞭解了。會場凝固在靜默中。外省來的代表們,顯然還覺得有人在推他們墮入深淵。有一個軍官發起歇斯底里症來了。

加米涅夫,面色和策列鐵里的一樣慘白,從坐位上站起來,以莊嚴聲調,其力量為聽眾所感覺——喊道:「部長先生,假使你不是在對風胡吹,那你就不能說說空話就算。你應該逮捕我,將我送交法庭,審判我的反革命陰謀罷。」布爾什維克派表示抗議,離開了會場,他們不願意參加此種對本黨的揶揄。會場中空氣緊張得不堪忍受。

里倍爾趕緊來幫策列鐵里的忙。演說台上自持的的瘋狂,代之以歇斯底里式的暴怒了。里倍爾要求採取無情措置。「假使你們爭取跟在布爾什維克派後面的群眾,那就和布爾什維克派決裂吧。」然而,人家對他的話,不表同情,甚至懷著一半仇恨。

老是為印象所感動的盧那察爾斯基,馬上企圖與多數派之間找尋出一種共同言語來。布爾什維克派雖然向他保證:他們心目中只想舉行一次和平示威,但他自己的經驗卻叫他相信「舉行示威是一個錯誤」。不過,使衝突加劇是不需要的。盧那察爾斯基不曾安撫得敵人,卻惱怒了朋友。

丹,這一個最老練又最無用的灰色中間地帶的頭領,詭辯道:「我們不是在反對左派,我們是在和反革命派作戰。假使在你們肩膀後面站立著德國奸細,那可不是我們之過。」此地之引用德國人,不過用以代替理由罷了。這些先生們自然不能指出任何一個德國奸細來。

策列鐵里要施行打擊;丹只想伸伸拳頭。由於無力之故,執行委員會贊成了丹。第二日提交大會的議案,具有反布爾什維克的例外法性質,惟不能立即加以實際應用。

布爾什維克派對大會發了一個宣言,說道:「你們的代表巡視了工廠與軍隊,你們再不能懷疑這一點了:示威之不會舉行,不是因為你們的禁令,而是因為本黨取消了它……軍事陰謀這個虛構,是臨時政府中人造出來的,為要繳彼得格勒無產階級的械,以及解散彼得格勒衛戍軍……如果國家政權全部轉入蘇維埃之手,——這是我們所主張的——而蘇維埃企圖束縛我們的宣傳,那這不能使我們消極服從,我們將以國際社會主義的思想名義,接受監禁或其他刑罰——此種思想是分隔了你們與我們的。」

在這幾天內,蘇維埃中多數派與少數派,胸對胸地相向著,彷彿要從事於最後鬥爭似的。但到最後關頭,雙方都後退了一步。布爾什維克派放棄了示威。妥協派放棄了繳工人的械。

策列鐵里在自己人中成了少數。但就自己的立場說,他是對的。與資產階級合作這個政策,已到了此種地步:非把不擁護合作的群眾弄成無力不可了。若要把妥協派政策實行至完美結局,——即建立資產階級的議會統治——則除解除工人與士兵的武裝外,別無他道。但策列鐵里對雖對了,力量卻沒有。無論士兵或工人,都不會自動放下武器的。這就是說,必須應用武力來反對他們。然而策列鐵裡手中已經沒有了力量。力量之獲得,如果一般說還能獲得的話,那他只能向反動派手裡去拿了。但反動派假使撲滅了布爾什維克派,接著立刻就要求撲滅妥協派的蘇維埃的,而且,一定又會叫策列鐵里記得:他只是從前被處過苦役的一個囚犯而已,此外無他。不過往後的事變過程會告訴我們,便是反動派也已沒有這種力量了。

策列鐵里給自己的反布爾什維克鬥爭找尋政治根據,就說:布爾什維克派分離無產階級與農民。馬爾托夫回答他道:策列鐵里並非「從農民深處」取得這個指導思想的。「右派立憲民主黨群,地主群,帝國主義者群,以及西歐的資產者」,——那才是要求繳工人士兵槍械的人呀。馬爾托夫說得對:因為在歷史上,佔有階級曾不止一次地把他們的要求隱藏在農民背後。

自從列寧的四月提綱公佈以來,所有那些想把革命往後拉的人,都把無產階級將離開農民而孤立這一危險,作為主要論據。列寧把策列鐵里與「右派布爾什維克」相比,並不是偶然的。

托洛茨基,在其1917年所寫的諸書的一本中,論到這個問題道:「我們黨對社會革命黨人與孟什維克派的孤立,即令是極度孤立,即令是被用獨人監房來孤立,但無論如何不是等於無產階級對被壓迫農民與被壓迫的城市群眾的孤立。相反地,倘若把革命的無產階級政策與蘇維埃目前領袖的背信的變節政策,截然對立起來,則只能使數百萬萬農民中發生得救的政治分化,能將貧農從殷富的社會革命黨農民的叛逆領導之下拉出來,且使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變成為全國平民革命的真正領袖。」

但策列鐵里的虛偽透頂的論據還是活著。十月革命前夜,這論據變成為許多「老布爾什維克」的論據,以雙倍的力量再現出來,反對暴動。幾年之後,當反對十月革命的思想反動開始時,策列鐵里的公式竟成了不肖門徒學派的主要武器。


在大會的同一次會議上,即在缺席裁判布爾什維克派的那次會議上,一個孟什維克派代表,突然動議指定下一個星期日,6月18日,在彼得格勒及其他重要城市中舉行工人與士兵的示威,以便將民主派的團結與力量,顯示給敵人看。動議通過了,雖然是不無為難的。一個多月以後,米留可夫頗有根據地解釋妥協派的意外轉變道:「這些社會主義者部長在蘇維埃大會上發表了立憲民主黨式的演講,消散了6月10日的武裝示威。……他們覺得向我們這邊走得太遠了,腳底下的立足點在動搖了。他們害怕了,於是突然轉向到布爾什維克派方向去。」決定在6月18日舉行示威,這自然不是轉向於布爾什維克派,而是企圖轉向於群眾,以便反對布爾什維克派。此次與工人士兵的夜間相見,一般地,是給了蘇維埃上層分子以相當刺激:例如,他們違反了大會開始時的那種心情,竟急忙以政府名義,提出了一個議案:取消國會,規定9月30日召集立憲會議。示威者的口號,也是以不引起群眾憤激這個同一心思來選擇的:「普遍和平」,「立即召集立憲會議」,「民主共和國」。關於進攻或合作政府,則一言不發。列寧在《真理報》上問道:「你們把完全信任政府這個口號放到哪裡去了,先生們?……為什麼你們結舌不吐呢?」這個諷刺恰恰中的:妥協派不敢要求群眾信任政府——信任他們自己也參加的政府。

蘇維埃代表第二次巡遊工人區域與兵營,在示威之前夕,他們向執行委員會做了令人十分欣慰的報告。策列鐵里聽到這些報告,恢復了內心平衡,又傾向於做自滿的說教了。他對布爾什維克派說道:「現在,我們將對革命勢力作公開與忠實的檢閱了。……現在,我們大家將要看到,究竟大多數群眾是跟誰走的:跟你們呢,還是跟我們?」布爾什維克派卻早在他如此莽撞地說話之前,就已接受挑戰了。《真理報》寫道:「我們將參加十八號的示威,為的要給我們想在十號示威中提出的那些目的鬥爭。」

這次示威的路線,也是走向演武場及二月革命烈士墓。這顯然是由於人們對三個月前那次出殯遊行的懷念,那次出殯至少在外表上,是民主派團結的一個最大表示。但是除了遊行路線之外,在這次示威中,可沒有一件事物能叫人想起三月間那幾個逝去已久的日子了。遊行隊中約共參加了四十萬人,比出殯那次要少得許多:在這次蘇維埃發動的示威中,不僅沒有蘇維埃與之合作的那個資產階級,而且沒有激進派知識分子,這批人在以前幾次的民主派檢閱中,是起了顯著作用的。在這裡走著的差不多只有工人和士兵。

大會代表們齊集於演武場,讀著並數著標語。頭幾個出現的布爾什維克派口號,人家見了幾乎要發起笑來。因為策列鐵里昨天是那樣自信地拋出了戰標的。但是同樣的口號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復著。「打倒十個資本家部長!」「打倒進攻!」「一切政權歸蘇維埃!」諷刺的微笑在臉上凝住了,然後,又逐漸從他們臉上消失了。布爾什維克派的旗幟到處飛揚,一望無際。代表們不再去計算那個叫人不快的總數。布爾什維克派的勝利是太明顯了。蘇漢諾夫寫道:「有幾處,布爾什維克派旗幟與行列所接成的鍊子,被社會革命黨獨自的口號與蘇維埃的正式口號所截斷。但這些口號沈沒在群眾之中。」次日,蘇維埃的官報講道:「有時這裡,有時那裡,人們是怎樣忿怒地撕碎那寫著信任臨時政府口號的旗幟。」這幾句話顯然說得有點誇大。寫著擁護臨時政府標語的旗幟,只有三小部分人帶著。那就是普列漢諾夫派,哥薩克隊伍,以及一小群屬於猶太同盟的猶太知識分子。這一個三角結合,由於其分子複雜之故,予人以一個政治古董的印象,它彷彿懷著一個目的,要把臨時政府的無力展覽出來似的。普列漢諾夫派與猶太同盟,在群眾的敵對叫喊之下,不得不把這些標語放下來。哥薩克則表示頑強不屈,他們的旗幟確實被示威者撕下來了,毀掉了。

《新聞報》描寫道:「原本來洄漩地流著的急湍,如今泛濫成寬大江河,幾乎要溢出兩岸了。」這裡說的是維包格區,全體舉著布爾什維克派旗幟。「打倒十個資本家部長。」其中有一工廠擎著一個橫布額,上面寫著:「生活權高於私產權。」這口號並不是黨提出的。

憂鬱的外省代表們東張西望,尋找著領袖。領袖們卻閉上了眼睛,或者乾脆就躲了起來。布爾什維克派用話來逼迫外省代表。「難道我們像是一小群陰謀家嗎?」代表們大家承認不像。他們用一種與他們在正式會議上發言時全不同的聲調承認著。「在彼得格勒,你們擁有著力量,但外省和前線並不如此。彼得格勒不能反對全國而前進。」——「等著吧。」布爾什維克派回答他們道,「很快就要輪到你們的,你們也要舉起與我們同樣的標語來的。」

老頭子普列漢諾夫寫道:「在這次示威中,我站在演武場上,跟齊赫澤並著肩。由他的臉色,我看出他對於那要求打倒資本家部長的標語之驚人的多,是絲毫不曾自欺,而頗能重視其意義的;這個意義,因為有幾個列寧派代表,對他說了些真正傲慢的命令,彷彿又故意加重了。列寧派打我們面前經過,像是在慶祝一個節日似的。」

無論如何,布爾什維克派此種自覺是有根據的。高爾基的報紙寫道:「依示威者的標語與口號而論,星期日的示威表示出布爾什維克主義在彼得格勒無產階級中的完全勝利。」這是一個大勝利,何況這是在敵人選定的戰場上,又拿著敵人選定的武器來取得這個勝利的呢。蘇維埃大會於批准了進攻,認可了合作政策,並斥責了布爾什維克派之後,於是由它自己發動,號召群眾到街上來。他們出來了,對大會表示:我們不要進攻,也不要合作政府;我們贊成布爾什維克派。示威的政治總結就是如此。無怪發起此次示威的孟什維克派的報紙,第二日要憂鬱地自問道:誰的頭腦里曾有過這個不幸思想呢?

當然,並非首都中所有工人和士兵都參加了示威的,也並非全體示威者都是布爾什維克派。但他們之中,已經沒有一個人願意要合作政府了。那些現在還仇視著布爾什維克派的工人,卻不知道用什麼東西來反對這一派。因此,他們的這種仇恨,便變成為期待的中立了。在布爾什維克派口號之下遊行著的,還有不少孟什維克派與社會革命黨人,他們還不曾與本黨決裂,但對這兩黨的口號早已失去信仰了。

6月18日的示威給它的參加者以巨大印象。群眾看見布爾什維克主義已成為一種力量,動搖的人被吸引到它這一邊去了。在莫斯科、基輔、哈爾可夫、也加德林諾斯拉夫以及其他許多外省城市中,這次示威都暴露出布爾什維克派影響的增長。到處都提出同樣這幾個口號,而這些口號是打中了二月政制的核心的。由此不做出結論來是不可能了。彷彿妥協派已無路可走。但是最後,前線上的進攻幫助了他們。

6月19日,尼夫斯基大街上舉行一次愛國主義遊行,由立憲民主黨人領導,擎著克倫斯基的一幅肖像。據米留可夫說:「這和昨天在同這幾條街上舉行的示威,竟那樣地不類,因為人們今天在興高采烈的感覺中,不自覺地混雜了一種不信任感。」很合情理的一種感覺!但妥協派卻輕鬆地嘆了口氣。他們的思想立即超出於那兩次示威之上了,他們以民主的綜合者自居。這班傢伙是命定著要喝乾這杯幻想與恥辱之酒的。

4月間,兩個示威——一個革命的,另一個愛國主義的,——互相會到了,發生了衝突,雙方都有死傷。6月18日與19日這兩次敵對的示威,是先後發生的。這一次並不曾達到直接衝突。但想避免這衝突已不可能。事實證明它不過延遲了兩個星期而已。

無政府主義者,不曉得怎樣表現自己的獨立性才好,竟利用了6月18日示威,向維包格區監獄進襲。犯人,其中大多數是刑事犯,不經戰鬥,且無死傷,就放出來了。不僅從一個監獄,而是從好幾個監獄,同時放出來的。這次進襲,對於行政當局並不是意外的,當局簡直是自願地迎接那些真真假假的無政府主義者。整個這件謎一般的事實,與示威並無絲毫關係。但愛國派報紙將這兩者聯合為一了。布爾什維克派在蘇維埃大會上提議,嚴查各監獄放出四百六十名刑事犯的真相。可是妥協派不能讓自己有此種奢侈享受,為的是怕因此觸犯了高級行政代表與自己的盟友。還有一層,他們根本不想保護自己發起的這次示威,以反對惡毒誣蔑。

司法部長配勒凡則夫,——此人在幾天前剛因杜爾諾夫別墅事件丟了臉,——現在決心要報一報仇。在搜尋逃犯的藉口之下,又襲擊了一次那個別墅。無政府主義者實行抵抗;一人被殺,別墅被搗毀了。維包格區方面的工人認為這個別墅是他們的,於是發出了警報。有幾個工廠停了工;警報轉輾傳到了別的區里,甚至傳到了兵營中。

6月底最後幾天,是在人情的不斷沸騰中經過了的。一個機關槍團準備立即進攻臨時政府。罷工工廠的工人們往來遊說於各團間,號召士兵們到街上來。身穿兵大衣的長髯農民,有的頭髮灰白,列隊在人行道上去,表示抗議:這些中年農民要求放他們回去耕田。布爾什維克派進行鼓動,反對出來示威:6月18日的示威已經說出了一切能說的話;現在如果要造成一個變化,那末示威是不夠的;至於暴動時機則還不曾來到。6月22日,布爾什維克派對衛戍軍發了一個宣言:「凡以軍官名義發出,叫你們上街來行動的任何號召,都不要相信。」從前線來了許多代表,申訴著暴力與處罰。解散不服從部隊的威嚇,簡直是火上加油。據布爾什維克派執行委員會的聲明書說:「許多團中的士兵們,拿了武器睡覺。」愛國派的歷次示威——常是武裝的——導成了街頭衝突。這乃是蓄積電氣的小小放射。兩方面沒有一邊想直接進攻:反動派太弱;革命對自己力量還沒有十分信任。但是城市的街道上似乎鋪了一層爆炸物。空氣中到處嗅得到衝突的氣息。布爾什維克派的報紙解釋著,約束著。愛國派報紙肆無忌憚地誣蔑布爾什維克派,以此發洩自己的驚恐。6月25日列寧寫道:「反對布爾什維克的、那種普遍的、怨恨與憤怒的狂叫,乃是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派與社會革命黨人對自己脆弱的一個共同怨訴。他們是多數。他們執掌著政權。他們互相同盟。可是他們看見:自己竟一點出路都沒有!這怎能叫他們不怨恨布爾什維克派呢?」


  1. Grimm, Robert(1881-1958),瑞士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領袖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是中派分子,齊美爾瓦爾德代表會議和昆塔爾代表會議主席,國際社會黨委員會主席。-C.R
  2.  這組織,本書中有幾處譯成「軍事委員會」,望讀者不要與實行十月暴動的蘇維埃「革命軍事委員會」相混。——譯者。
  3. 關於這問題。《附錄三》中有更詳細的說明。——原注。
  4. 按《舊約》中傳說,先知們得天啓與訓戒總是在山上,著名的有如摩西之於西乃山等。——譯者。

【西方有句諺語"If the mountain won’t come to Muhammad then Muhammad must go to the mountain." (如果大山不能來參見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就必去去見大山。)。意思是,如果你不能夠改變一個現實,你就必須調整自己的做事方法。最早出自Essays of Francis Bacon(培根《論人生》第十二章。)-C.R】

 

原文連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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