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與展望

托洛茨基

1917年8月26日

what happen發生了什麼事?

誰也說不清楚,莫斯科會議是為什麼召開的。而且,所有將要參加會議的人都聲明(不論說的是真話或假話),他不知道為什麼要請他到莫斯科。而且這些人差不多都對會議抱著懷疑或輕視的態度。可是,他們都正在往莫斯科去。這裡面的秘密究竟是什麼呢?

如把處在極特殊狀態的無產階級放在一邊不說,那末參加莫斯科會議的人可分為三類:資產階級的代表,小資產階級民主組織的代表,政府代表。

立憲民主黨最充分地代表了有產階級。支持立憲民主黨的是:地主,工商資本組織,金融集團,教授協會。其中每一個集團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政治面貌。不過,害怕工農兵的心理把有產階級組成了一個反革命的聯盟。貴族官僚集團和參謀將軍集團沒有停止其恢復帝制的陰謀,但認為必須暫時支持立憲民主黨人。資產階級自由派懷疑地斜著眼睛打量保皇集團,但很珍視他們對於向革命作鬥爭的支持。由此可見,立憲民主黨正在變成所有各種大中有產者的共同代表。現在,在米留可夫的無恥的資本主義行徑和帝國主義可恥行徑中,有產者的各種野心和剝削者的各種貪求正在合流。米留可夫的政策在於:窺視革命制度的一切挫折,一切災難和困難,暫時利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合作」,以降低他們的聲譽,並等待自己的時機。而古爾科又在背著米留可夫等待自己的時機。

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假民主是以農民群眾、城市小市民與落後工人作靠山的;而且時間越長,越可以看出來社會革命黨是主要力量,孟什維克只是無關重要的配角。在這兩黨的領導下,起初由於群眾的半盲目性壓力而被抬得很高的蘇維埃,隨時都在喪失自己的意義,並且正在化為烏有。原因何在呢?馬克思曾經指出,小市民中渺小的「偉大人物」在碰了歷史的釘子時,從來不從他自己的無能為力當中尋找失敗的原因,而一定要去發現誰的陰謀傾軋。策烈鐵里為什麼就不抓住7月3—5日的「陰謀」來解釋他全部政策悲慘破產的原因?李別爾、戈茨和沃依金斯基之流在從「無政府狀態」(其實這種狀態對他們並無害處)拯救制度的基礎時,這班先生們居然真心相信自己會像拯救卡皮托里的鵝群一樣會得到獎賞。而當他們發現了資產階級對他們的輕視隨著他們反對無產階級不力而越來越大時,他們就驚慌失措。策烈鐵里這個被公認的聰明人,就被作為過於革命的包袱拋棄了。十分明顯,機槍團「破壞」了革命。

如果策烈鐵里和他的黨站在反斥候兵、波羅夫策夫和士官生的陣營內,幫助他們為反革命的利益而解除工人的武裝,那末罪過就不在於策烈鐵里的政治路線,而在於受布爾什維克引誘的機槍團的出動。這就是小市民政治破產分子的歷史哲學!

事實上,7月3—5日所以成了革命發展的轉折點,是因為它們暴露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領導黨完全沒有能力奪得政權。在聯合政府悲慘地瓦解後,除全部政權歸蘇維埃以外似乎不會再有其他的結局。但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還沒有下定決心。他們還在議論著,奪取政權就是跟銀行家和外交家絕交,而這是冒險主義。當7月3—5日的事件轟動一時,蘇維埃的首領們卻仍在追逐耶弗勒莫夫時,有產階級就徹底明白了蘇維埃政策在他們的面前正象小商販在銀行家的面前一樣:打躬作揖。正是這種情況就助長了反革命的氣燄。

整個上述革命時期都處在所謂兩個政權並存局面的標誌下。這種來自自由派的說法,實質上是很膚淺的。問題不僅在於曾實現許多政府職能的蘇維埃跟政府並存。唐恩和策烈鐵里之流為了使政權完全歸於政府,確實盡了所能,無痛苦地」消除政權分裂的局面。但是,關鍵問題在於蘇維埃和政府代表了兩種以不同階級為依據的不同制度。

蘇維埃代表工人的組織。工人的組織在每個工廠內排除了資本家的獨裁,並在每個企業內建立了共和制度,而共和制度跟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不能相容,它必定要求在全國範圍內對生產實行監督。資本家為了保衛財產權,在上層即在政府內找到了支柱,他們推動政府加緊反對蘇維埃,並使政府相信它還沒有成為獨立的機構,即鎮壓工人群眾的工具。因此,他們大喊反對「兩個政權並存」。

蘇維埃還代表軍隊中選出的組織,以及全部的士兵民主制度。臨時政府跟勞萊—喬治、里保和威爾遜採取一致的步調,承認沙皇制度的原有義務,並用秘密外交的老辦法進行活動,因而不能不遇到軍隊的新制度的對抗。這種對抗在上邊也通過蘇維埃極輕微地反映出來。因此就產生了對於兩個政權並存局面的怨言,特別是將軍們有了怨言。

最後是農民蘇維埃。儘管它的領袖們犯了可憐的機會主義和愚蠢的沙文主義,農民蘇維埃卻受到底層農民的日益增大的壓力,政府越是反對,這裡奪取政權所用的形式就越激烈。政府成為大私有者的工具到了何等程度,最清楚莫過於這一事實:策烈鐵里的禁令通告跟李沃夫公爵的通告絲毫沒有差別。由於各地蘇維埃和農民委員會要建立新的土地制度,就跟「革命」政府發生了尖銳矛盾,這個政府越來越變成了私有制的看家狗。

進一步發展革命,就是要使全部政權轉到蘇維埃手中,並利用這種政權為勞動人民的利益去反對私有者。但是反資產階級鬥爭的深化,必然要使最堅決的階級、即工業無產階級在勞動人民群眾中起頭等重要的作用。在對生產和分配進行監督方面,無產階級可在西方、首先是在德國的所謂「軍事社會主義」中找到極有價值的榜樣。但是,我們可能僅在農業革命的基礎上和真正革命政權的指導下進行這種組織工作,所以監督生產和逐步組織生產就完全是為了反對資本的利益。當有產階級企圖通過臨時政府建立起「堅強的」資本主義共和國的政體時,蘇維埃掌握全部政權雖然還不就是「社會主義」,但它無論如何已能摧毀資產階級的抵抗,並且(由現有生產力和西方形勢而定)引導和改造經濟生活為勞動群眾謀福利。革命在擺脫了資本主義政權的枷鎖後,就會成為不間斷的,即不停頓的革命,就會利用國家政權以便廢除而不是鞏固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革命在這條道路上的最後勝利就要取決於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另一方面,俄國的革命越是堅決和英勇地戰勝本國資產階級的反抗,就會越有力地推動西方的革命運動。這就是過去和現在革命進一步發展的唯一現實的前途。

但是,市儈式的幻想家卻把這種前途看作是一種「空想的」前途。他們想怎樣呢?他們自己決不會提出這種公式的。策烈鐵里不絕口地談到「革命民主」,但顯然並不瞭解它是什麼意思。不僅慣於賣弄民主詞句的社會革命黨人,而且孟什維克,一到階級標準開始極明顯地揭露他們政策的小資產階級性時,就把階級標準完全拋到一邊去了。一切都在說明「革命民主」的制度,一切都在證明這種制度的正確性,甚至老牌的政治偵探在把骯臟手指插到布爾什維克的口袋內時,也無非是用「革命民主」的名義……。但是,我們不要跑得太遠了。

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民主派把政權交給資產階級或用聯合的辦法使政權「中立」,實際上就是要使革命失去領導。另一方面,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要保衛作為自己機關的蘇維埃,實際上就是要阻止政府在各地設立行政機關。政府不僅無力作好事,而且也沒有多大力量去乾壞事。蘇維埃有一些頗大的計劃,可是其中任何一個計劃都不可能付諸實施。由上面制訂的資本主義共和國制度和由下面形成的工人民主制度使彼此陷於癱瘓。凡是它們接觸的地方,都產生了數不清的衝突,部長和委員們壓制革命自治譏關,指揮官們咬牙切齒地痛恨軍隊委員會,蘇維埃在群眾和政府之間疲於奔命。一個危機接著一個危機,部長、總指揮官和委員們上台又下台。政權的壓力越是慌亂,下層群眾的激憤就越強烈。上邊的整個生活都是一片「無政府狀態」。

顯然,懦弱的雙重性質的市儈「民主」制根本是不適宜的。擺在革命面前的問題越是尖銳,就越會發現這種民主制的毛病。整個國家建築是擺在一個人或兩三個人的頭上。米留可夫、克倫斯基或策烈鐵里漫不經心的手勢,始終都有引起國家建築完全瓦解的可能。越往前走,二者必居其一的問題就越突出:或者應由蘇維埃取得政權,或者應由資本家政府取消蘇維埃。只需要外部來一個推動,整個大廈就會徹底失去均衡的。7月3—5日的事件,就是對內部注定必遭滅亡的制度的外部推動。以兩種互不相容的制度「和平」共處為基礎的小資產階級「安閒生活」,已受到了致命的打擊。而策烈鐵里已有可能在他的紀事中記載說,機槍團破壞了他拯救俄國的計劃。

(摘譯自1917年8月26日「無產者報」第1號)

來源:《蘇聯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論選集(1917—1924年)》,中國人民大學1958年

轉載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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