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代表會議

列寧在芬蘭車站上所作的關於俄國革命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演說,對黨的許多領導者來說,不啻是一顆炸彈。列寧同那些「完成民主革命」擁護者之間的爭論,從第一天就開始了。

發生尖銳衝突的起因是四月武裝示威,在這次示威中曾喊出了「打倒臨時政府」的口號。這種情況使得右翼的個別代表找到了藉口,硬說列寧犯了布朗基主義的錯誤。他們認為,要想推翻當時為蘇維埃中大多數所支持的臨時政府,好像只有避著大多數勞動者才能辦到。從外表來看,這種責難像是不乏說服力的,但在實質上,在列寧的四月政策里,連一點布朗基主義的影子也沒有。在列寧看來,整個問題恰好在於:蘇維埃還在多大程度上繼續反映著群眾的真實情緒,黨以蘇維埃中大多數為依據是不是會落空。比原來預計「更左」的四月示威,是一種偵察性的出擊。其目的是試探群眾的情緒,以及群眾同蘇維埃中大多數的相互關係。試探所得的結論是:必須進行長時期的準備工作。我們曾看到,列寧在五月初會很嚴厲地約束喀琅施塔得的人,因為他們冒進了,他們曾聲明不承認臨時政府……而那些反對為政權而鬥爭的人,對問題卻抱了完全不同的態度。在黨的四月代表會議上,加米涅夫同志聲訴說:「在第十九期《真理報》上,有的同志(顯然是指列寧。——托洛茨基)起先提出來一項推翻臨時政府的決議案。這項決議案在這次危機以前就印好了。可是,隨後這項口號被取消了,認為它有瓦解作用,認為它是冒險主義的。這表明,我們的同志們在這次危機期間是學到了東西的。現在提出的決議案(就是列寧向代表會議提出的決議案。——托洛茨基)又犯了這種錯誤……」這樣提出問題,是極其耐人尋味的。列寧在做了試探以後,取消了立即推翻臨時政府的口號,但是只把它取消了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取消的期間長短,要看群眾憎恨妥協派的程度增長快慢而定。可是,反對派則認為這個口號本身就是錯誤的。列寧的暫時退卻,一點也沒有改變路線的意味。他的出發點並非民主革命還沒有完成,他的出發點完全是:群眾在今天還不能夠推翻臨時政府。因此,必須盡一切努力,使工人階級能在明天推翻臨時政府。

黨的四月代表會議,整個是討論下面這個基本問題的:我們是要為社會主義變革而去奪取政權,還是去協助(別人)完成民主革命。可惜的是:四月代表會議的總結報告到現在還沒有印出來。可是,要知道,在我們黨的歷史中,根本沒有一次代表大會能像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會議這樣對於革命的命運具有非常而直接的作用。

列寧的立場是:對護國主義及護國派進行不調和的鬥爭;爭取蘇維埃中大多數;推翻臨時政府;通過蘇維埃奪取政權,實行革命的和平政策;實行國內社會主義革命和國外世界革命的綱領。我們已經看到,反對派正與此相對立。反對派韻觀點是用對臨時政府施加壓力的方法,來完成民主革命。同時,蘇維埃仍舊是「監督」資產階級政權的機構。由此就產生了另外一種對待護國主義的無比妥協的態度。

一個反對列寧立場的人,在四月代表會議上提出不同的意見,他說:「我們談到工兵代表蘇維埃,就等於談到我們力量的和政權的組織中心……它的名稱就足以表明它是小資產階級力量和無產階級力量的聯合機構。它還面臨著未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如果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了,那麼,這個聯合機構就不可能存在了……而無產階級就會進行革命鬥爭,以反對這個聯合機構……可是,現在我們承認這個蘇維埃是力量的組織中心……這就是說,資產階級革命還沒有完成,還沒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因此,我以為我們大家都應該承認,等到這個革命徹底完成的時候政權就會真正轉到無產階級的手裡」(加米涅夫同志的發言)。

這種說法的無可救藥的公式主義,是十分清楚的。要知道,問題的關鍵恰恰在於:掌握政權的人不改換,「這個革命徹底完成」的日子永遠也不會來到。上面所引用的發言漠視了革命的階級核心:不是根據階級力量的實際配置情況來安排黨的任務,而是根據革命的形式上的定義,也就是根據究竟這是資產階級革命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來安排任務的。他們的見解是:我們應該同小資產階級聯合一起,來監督資產階級政權,直到資產階級革命徹底完成為止。這個公式顯然是孟什維主義的。學究式地用革命的名稱(「資產階級」革命)來限制革命的任務,那就必然會採取監督臨時政府的政策,會要求臨時政府提出不兼並的和平綱領等等。所謂完成民主革命,就是意味著通過立憲會議實行一系列的改良。同時,使布爾什維克黨在立憲會議中處於左翼的地位。既然對現實內容作了這樣的理解,「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就完全失掉了實際內容。也屬於反對派的已故的諾根,他在四月代表會議上對於這個問題說得最冠冕堂皇、最徹底、也最周到:「蘇維埃的最重要職能將在發展過程中消失。一系列行政方面的職務要移交給市政機關、地方自治局等等機構。如果我們研究一下今後國家建設的發展,那麼,我們不能否認,立憲會議是會開起來的,隨著還要召開議會……這樣一來,蘇維埃的最重要職能就逐漸消失。但這不是說,蘇維埃可恥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它只是移交職務。有這個蘇維埃,我們就建立不起來共和國公社」。

最後,第三個反對派的人物,從俄國沒有準備好實行社會主義這個觀點來談這個問題:「我們提出無產階級革命的口號能指望得到群眾的支持嗎?俄國在歐洲來說,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最多的國度。指望群眾同情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能的。因此,黨既然抱著社會主義革命的觀點,它就只能變成一個宣傳的小組。對於社會革命的推動必須從西方來」。接著他又說:「社會主義革命的太陽從什麼地方升起來呢?我以為,根據一切條件,根據文化生活水平,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動權不屬於我們。我們沒有這種力量,沒有這種客觀條件。而在西方這個問題就能夠提出來,大致就像我們能提出推翻沙皇政府的問題一樣」。

並非所有反對列寧觀點的人都在四月代表會議上做出了諾根那樣的結論。但是,他們由於事物的邏輯發展,在幾個月以後,即在十月革命前夕,都不得不接受了這種結論。要麼就領導無產階級革命,要麼就在資產階級議會中做反對派——當時在我們黨內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十分明顯,第二種立場實質上是孟什維主義的立場。或者更確切些說,是孟什維克不得不在二月革命以後取消的那個立場。在事實上,好多年來,孟什維主義啄木鳥就老在嘮叨什麼未來革命將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建立起來的政府只能執行資產階級的任務,社會民主黨不能擔負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任務,而應該保持反對派的地位來「推動資產階級向左傾」。馬爾丁諾夫對這個問題發揮得深刻到令人厭煩的地步。一當一九一七年資產階級革命來臨,孟什維克很快就加入了政府。在他們全部「原則的」立場中所剩下來的,只有無產階級不能染指政權這一個政治結論了。但是,很顯然,布爾什維克裡面,那些揭發孟什維克入閣的主張而同時自己又反對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人,事實上也走上了孟什維克在革命以前所採取的立場。

革命使得政治勢力向兩個方向發展:右派成了立憲民主黨人,而立憲民主黨人卻成了共和派。這是形式上的向左轉,而且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成了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黨派,這是向右轉。資產階級社會企圖以這樣的手段來為自己建立一套保持政權、促進穩定和維護秩序的新骨架。但是同時,正如孟什維克從形式上的社會主義立場轉到庸俗的社會主義立場一樣,布爾什維克右翼也轉到形式上的社會主義立場,也就是孟什維克昨天的立場。

在戰爭問題上也發生了同樣的力量變化離合的情況。資產階級除了少數的學究之外,都在有聲無氣地嘶叫不兼並不賠款。可是,不兼並的希望已經很小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_齊美爾瓦爾得派雖然責難過法國社會主義者不該保衛自己資產階級共和國這個祖國,可是一當自己在資產階級共和國里有了地位,就立即成了護國派。他們是從泊極的國際主義立場轉上了積極的愛國主義立場。與此同時,布爾什維克右翼卻採取了洧極的國際主義立場,也就是為了民主和平,為了「不兼並,不賠款」而對臨時政府施加「壓力……這樣一來,在四月代表會議上,工農民主專政的公式在理論上和政策上都破滅了,進而分化為兩種相反的觀點:以形式上的社會主義的保留條件為掩飾的民主觀點和社會革命觀點,後者或稱真正布爾什維主義的觀點,也就是列寧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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