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變革前後

召開緊急代表大會的必要沒有了。列寧的壓力保證中央委員會和預備議會黨團中的勢力產生了必要的左傾。十月十日,布爾什維克退出預備議會。在彼得格勒,蘇維埃與政府之間由於把一部分帶有布爾什維克情緒的衛戍部隊調往前線的問題而發生了衝突。十月十六日,成立了革命軍事委員會,一個合法的蘇維埃起義機關。黨內的右翼企圖牽制事態的發展。黨內不同傾向的鬥爭,正如國內階級鬥爭一樣,進入了決定性的階段。右派的立場最充分地並且最根本地表現在由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署名的那封《論時局》的信里。這封信是在十月十一日即在革命前兩個星期寫好的,並且分發給了黨的最重要的組織,信中堅決反對中央委員會所通過的關於武裝起義的決議。這封信警告人們不要低估敵人的力量,其實這封信卻非常奇怪地低估了革命的力量,甚至否認群眾有戰鬥情緒(是在十月二十五日以前兩個星期啊!)。信里說:「我們十分深信,目前宣佈武裝起義,這不只是拿我們黨的命運作孤注一擲,而且也是拿俄國革命的命運和世界革命的命運作孤注一擲。」可是,如果不起義,也不奪取政權,那該怎麼辦呢?這封信也十分明白而確切地回答了這個問題:「我們通過軍隊、通過工人拿起手槍對準著資產階級的腦袋。」可是,資產階級不會由於這支手槍而去取消立憲會議呀。信里又說:「在立憲會議的選舉中,我們黨的機會是很好的……布爾什維主義的影響在增長……只要政策正確,我們能在立憲會議中得到三分之一或許更多的席位。」這樣看來,這封信就公開採取了在資產階級立憲會議中起「有影響的」反對派作用的路線。這種純粹社會民主黨的路線,似乎是用下面的道理來加以掩飾的:「蘇維埃已經根深蒂固,不會被取消……立憲會議在自己的革命工作中,也只能依靠蘇維埃。立憲會議加蘇維埃——這就是我們所要走向的一種配合型的國家機關。」為了說明右派的整個路線,非常耐人尋味的是:這種立憲會議加蘇維埃的「配合的」國家機關的理論,在一年半或兩年之後,又被德國的魯道爾夫·希法亭重加運用了,因為他也是反對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這位奧地利德國的機會主義者不曉得自己原來是個剽竊者。

《論時局》這封信不認為俄國大多數人民已經擁護我們。它用純粹議會的觀點來估價這種大多數。信里說:「俄國大多數工人擁護我們,絕大部分兵士也擁護我們。可是,所有其餘的人都成問題。比如,我們大家都深信,如果現在情況發展到選舉立憲會議,那麼,農民中大多數將投社會革命黨人的票。這是怎麼回事?難道是偶然的嗎?」這種問題提法中有一個主要的和根本的錯誤,其原因是由於不瞭解農民可以有重大的革命利益,並且極為迫切地要求加以滿足,但農民卻不能有獨立的政治立場:他們要麼通過資產階級代理人——社會革命黨去投資產階級的票,要麼就真正靠攏無產階級。這兩種可能之中,哪一種能實現,正好是決定於我們所採取的玫策。假使我們加入預備議會,以便在立憲會議中產生反對派的影響(「三分之一或許更多的席位」),那麼,我們就會幾乎是機械地把農民放在那種地位上,即使得他們必然要通過立憲會議的道路去尋求自己利益的滿足,因而也就不是通過反對派,而是通過立憲會議中的多數去尋求自己利益的滿足。與此相反,假使無產階級奪到政權,就會立刻為農民反對地主和官吏的鬥爭造成一種革命局勢。如果用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流行的字眼來說,那麼,這封信既低估了同時又過高估計了農民:低估了的是他們的革命可能性(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而過高估計了的則是他們的政治獨立性。這種同時低估又過高估計農民的雙重錯誤,也是由於低估了本階級和他的黨,也就是用社會民主黨的眼光來看待無產階級。這裡絲毫沒有什麼出人意料之外的東西。所有各色各樣的機會主義,歸根結底,都是錯誤地估計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和可能性。這封信反對奪取政權,並以革命戰爭的前景來嚇唬黨。信里說:「士兵群眾支持我們,不是為了戰爭的口號,而是為了和平的口號……假定我們現在獨自奪到政權以後,由於整個世界局勢而必須進行革命戰爭,那麼,土兵群眾就要離開我們。誠然,一部分優秀的青年土兵會和我們留在一道。但是,士兵群眾是要離開我們的。」這一論斷極值得注意。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主張簽訂佈雷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的基本理由。然而,這些理由在這裡卻是拿來反對奪取政權的。顯而易見,《論時局》這封信所表現的立場,使那些擁護這封信里的觀點的人非常輕易地接受了佈雷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我們在這裡還要重復一下我們曾經在其它地方關於這問題所講過的話:表現列寧政治天才的,不是孤立地來看待佈雷斯特-立托夫斯克的暫時屈服,而是要把十月革命與佈雷斯特結合起來看。這一點不要忘記。

工人階級是在始終認為敵人比自己佔優勢這種意識中進行鬥爭並成長起來的。這一點,在日常生活中處處都表現出來。敵人手裡有財富、政權、一切思想壓迫手段和一切鎮壓工具。經常認為敵人此我們佔優勢,這是準備時期革命政黨的整個生活和工作的組成部分。每次,由於行動的不慎或時機未到所造成的後果,都會最無情地使我們聯想到敵人的力量。但是,這種認為敵人比我們強的習慣,現在正在變成勝利道路上的主要障礙。資產階級今天的軟弱,似乎為他昨天的強大所掩沒了。「你們低估了敵人的力量!」所有反對武裝起義的派別分子都是這樣認為的。在勝利前兩個星期,我們的一些反對起義的人寫道:「凡是不願意空口侈談起義的人,必須冷靜地權衡一下起義的得失。在這裡,我們認為有責任指出,在當前時機中,最有害的是低估敵人的力量和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敵人的力量要比他們所顯露出來的大。彼得格勒起著決定作用。而無產階級政黨的敵人正是在彼得格勒聚積有龐大的力量:五千名士官生,他們武裝精良、組織嚴密,他們由於自己的階級地位甘心而且善於作戰;又有司令部,又有突擊隊,又有哥薩克,又有很大一部分衛戍部隊,又有以扇形配置在彼得格勒四周的很大一部分炮兵。另外,敵人一定要借助利用中央執行委員會設法把軍隊從前線調回來。」(《論時局》)

既然在國內戰爭中問題不在於簡單地計算軍隊的營數,而在於預先估計他們的覺悟程度,那麼,不言而喻,上面那種計算永遠也不會十分可靠和確實的。甚至連列寧也認為敵人在彼得格勒力量強大,因而提議從莫斯科開始起義。據他預計,起義可以在莫斯科不流血地進行。這種個別的預計錯誤,即使在最順利的條件下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比較正確的是:應該根據比較不順利的情況來決定方針。可是,我們在當前場合下要注意的是下面這個事實:在敵人實質上已經沒有任何武裝力量的條件下,有人卻很奇怪地過高估計了敵人的力量,完全歪曲了各種比例。

正如德國的經驗所表明,這個問題具有重大的意義。當起義的口號對於德國共產黨的領導者們來說,主要(即使不說非常)具有宣傳鼓動意義的時候,他們乾脆就忽視了敵人的武裝力量這個問題(國防軍、法西斯隊伍、警察)。他們以為,不斷增長的革命潮流會自然而然地解決軍事問題。可是,一當起義的任務被提到他們面前並急待解決的時候,那些本來認為敵人武裝力量似乎不存在的同志們,又立即走入另一個極端:他們相信了資產階級武裝力量的一切數字,仔細地把它們同國防軍和警察的兵力加在一起,然後把總數四捨五入地算成整數(達五十萬以上),結果就變成一支全付武裝、實力雄厚的軍隊,完全足以打敗他們本身的努力。德國的反革命力量此我們的科爾尼洛夫分子和半科爾尼洛夫分子無疑要大得多。最低限度,在組織上和訓練上也要強一些。可是,德國革命的積極力量也與我們的不同。在德國居民中,無產階級佔壓倒的多數。在我們這裡,問題決定於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至少在最初階段是如此。在德國,則有好幾十個強有力的無產階級中心點同時發動起義。從這一點來看,敵人的武裝力量完全不像四捨五入的計數結果那樣可怕。無論如何,應該堅決地駁斥那種別有用心的計算,為了證明導致失敗的政策之正確,這種計算在德國的十月失敗之後是一直在進行的。在這方面,我們俄國的實例具有突出的意義:我們在彼得格勒沒有經過流血而贏得勝利前兩個星期——我們本可以提前兩個星期贏得這個勝利的——,黨內有經驗的政治家就認為,與我們敵對的有甘心而且善於作戰的土官生,有突擊隊員,有哥薩克,有很大一部分衛戍部隊,有配置成扇形的炮兵,有從前線調回來的軍隊。而在事實上卻什麼也沒有。現在我們不妨作這樣的設想:反對起義的人在黨內和黨的中央委員會里取得了勝利。指揮機關在國內戰爭中的作用是十分清楚的:如果不是列寧向全黨控訴了中央委員會,指出它打算做些什麼,而且指出它無疑會做得很如意,那麼革命早就注定失敗了。可是,要知道,並不是每個黨在相應的條件下都能有一位列寧啊……不難設想,如果反對戰鬥的路線在中央委員會里佔了上風,歷史又會怎樣寫呢。官方的歷史家自然要這樣來描寫史實:一九一七年十月的起義完完全全是一樁蠢事,而且會給讀者寫出一堆關於士官生、哥薩克、突擊隊員、配置成扇形的炮兵、從前線調回來的軍團等等駭人聽聞的統計數字。這些兵力,不經起義的烈火檢驗,看上去要此實際可怕得多。這就是每個革命者必須銘記在心的一條教訓。

在九到十月間,列寧之所以堅決地、不倦地、不放鬆地對中央委員會施加壓力,是由於他經常擔心我們會放過時機。右派回答說:這是多慮,我們的影響將一再增長。誰對呢?而且,放過時機又是意味什麼呢?在這裡,我們要涉及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布爾什維克對革命道路和方法的積極的、富有戰略性的、完全實際的估計,同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對革命道路和方法的完全浸透了宿命論精紳的估計是極其分明地相衝突的。放過時機是意味著什麼呢?顯然,在力量對此變得對我們最有利的時候,才是起義最有利的局勢。這裡所指的自然是意識方面的、也就是政治上層建築方面的力量對此,而並非指經濟基礎,因為,在整個革命時期,基礎可以看成是多少固定不變的。在同一個經濟基礎之上,在社會的同樣的階級分化情況下,力量對比的變化是以下列各種因素為轉移的:無產階級群眾的情緒;他們的幻想的破滅;他們的政治經驗的積累;中間階級和集團對國家政權信任心的動搖;以及國家政權自信心的減弱。在革命中這都是一些瞬息萬變的過程。全部策略藝術正在於抓住那個各種條件配合得對我們最有利的時機。科爾尼洛夫叛亂完全準備了這些條件。對蘇維埃中佔多數地位的各黨失掉信任的群眾,親眼看出了反革命的危險。他們認為,現在該當由布爾什維克去尋找時局的出路了。國家政權的自然垮台也好,群眾對布爾什維克的急迫而有所要求的自發信任也好,都是不能經久的。危機必須解決,不是向這方面解決,就是向那方面解決。列寧一再說:現在不奪取,那就永遠奪取不到!右派對這一點提出反駁說:「……對於無產階級政黨奪取政權的問題,用『現在不奪取,那就永遠奪取不到』這種提法,是嚴重的歷史錯誤。不!無產階級的黨將要增長,它的綱領將為愈來愈廣泛的群眾所瞭解……它只能用一種方法斷送自己的成就,那就是在當前情況下起義……我們要對這種危險的政策提出警告。」(《論時局》)

這種宿命論的樂觀主義需要極其細緻地加以研究。它既不是一個民族所專有的,也不是某個個人所獨具的。剛好在去年,我們在德國也看到了同樣的傾向。實質上,在這個等待主義的宿命論下面隱藏著猶豫不決甚至是行動無能,只不過用下面這種安慰人的預言作掩飾而已:我們的影響會愈來愈大,愈往後我們的力量就愈增強。這是最要不得的蒙混!革命政黨的力量只增長到一定的時刻,在此以後,過程就會轉到與群眾希望正相反的方向去。由於黨的消極被動,群眾就會變為失望。可是敵人在這當口就會從驚慌失措之中穩定下來,並且會利用群眾的失望情緒。一九二三年十月里,我們在德國看到了這種起決定作用的轉折。一九一七年秋天,在我們俄國,距離這種轉折也並不很遠。可能,再放過幾個星期,就完全可以產生這種轉折。列寧說得對:「現在不奪取,那就永遠奪取不到!」

起義的反對者,搬出了自己一條最後的、也是最有勁頭的道理:「但是決定性的問題在於:首都的工人和土兵是否真正有那樣的情緒,即認為只有巷戰才是唯一的出路,因而主動地衝向街道。不是的,沒有這樣的情緒……假設首都廣大的貧苦群眾當真富有衝向街道的戰鬥情緒,那麼,就會保證他們所發動的起義能把那些最大的最重要然而我黨的影響在那裡面卻是薄弱的組織(鐵路工會和郵電工會等等)帶動起來。可是,正由於哪怕是在工廠和兵營里也沒有這樣的情緒,所以,要在這上面打什麼算盤,那就是自欺。」(《論時局》)

如果我們回憶一下德國黨的同志們,他們正是以群眾不願戰鬥為藉口來解釋去年的不戰而退的,那麼,上面這幾句寫於十月十一日的話就具有非常而十分迫切的意義了。不錯,問題的關鍵正在於:一般說來,起義的勝利只有在這樣的時候最有保證,即群眾可能取得足夠的經驗,不至於輕率地投入戰鬥,並且能夠等待和要求堅決的有本領的戰鬥領導。

臨到一九一七年十月,工人群眾,至少是他們的領導階層,根據四月示威,七月事變和科爾尼洛夫的經驗,已經具有一種堅定的信念,認為今後不再是個別的、自發的抗議的問題,不再是試探的問題,而是進行決定性的起義以奪取政權的問題。群眾的情緒將與此相適應地更為集中,更為敏銳,更為深刻。從興奮的、充滿幻想的自發狀態轉到更為敏銳的自覺狀態,要產生必不可覓的革命的意外阻礙。群眾情緒中這種進步性的危機,只能以黨的相應的政策來克服,這首先就是指黨真正去準備無產階級的起義並且善於加以領導。與此相反的是,黨長期進行了革命宣傳鼓動,使群眾擺脫了妥協派的影響,但是,爾後黨由於這些群眾的信任而被擁到應有的地位的時候,卻開始動搖起來,借辭推諉,賣弄狡猾並且彳亍等待。這樣的黨會麻痹群眾的積極性,使群眾失望和瓦解,從而把革命斷送掉,可是它卻為自己找好藉口,在失敗之後把責任都推到群眾不夠積極上面去。《論時局》這封信正是要使人走上這一條道路。幸而我們的黨在列寧的頡導下堅決消滅了黨內上層的這種情緒。正是因為這樣,我們的黨才勝利地完成了革命。

 


 

現在,我們說明瞭與準備十月革命有關的一些政治問題的實質,並且盡量闡述了在這種基礎上所產生的一些分歧意見的基本意義,然後我們還要哪怕是簡略地講一下最後幾個星期中,也就是決定性的幾個星期中,黨內鬥爭最重要的因素。

十月十日,中央委員會通過了武裝起義的決議。十月十一日,把上面分析過的那封信《論時局》分發給了黨的最重要的組織。十月十八日,也就是革命前一個星期,在《新生活報》上刊出了加米涅夫的一封信。信里說:「不只我和季諾維也夫同志,而且還有一些做實際工作的同志也都認為,在當前時機中,在當前力量對比中,不顧蘇維埃代表大會而在它開會的前幾天來發起武裝起義,這是一個不能容許的置無產階級和革命於死地的步驟。」(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八日,第一五六期《新生活報》)十月二十五日,在彼得格勒奪取了政權,成立了蘇維埃政府。十一月四日,有些負責的工作人員退出了黨的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議,並提出了一項最後通牒式的要求:由蘇維埃各黨派組成聯合政府。他們寫道:「……不這樣,那就只有一條路了:用政治恐怖手段來保持純粹布爾什維主義政府。」當時,在另一份文件里有這樣的說法:「我們不能對中央委員會這項毀滅自己的政策負責。這項政策違反絕大部分無產階級和士兵的意志,因為工人和士兵都渴望盡快停止民主派各個部分之間的流血。因此,我們辭去中央委員會委員的名義,以便有權公開對工人和士兵說明自己的意見,並號召他們擁護我們的口號:『蘇維埃各黨派組成的政府萬歲!立即在這種條件下妥協!』」(《十月革命》——《革命檔案》,一九一七年,第407—410頁)可見,那些本來把武裝起義和奪取政權看成冒險而加以反對的人,在起義勝利完成後又主張把政權交還給那些無產階級與之進行了鬥爭才奪取到政權的黨派。到底為什麼勝利了的布爾什維克黨一定要把政權交還給——他們所談的正是交還政權問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呢?反對派對這一點的回答是:「我們認為,組成這樣的政府之所以必要,是為了防止今後流血,防止即將來臨的飢餓,防止卡列金之流撲滅革命,保證在規定期間召開立憲會議,並切實執行工兵代表蘇維埃全俄代表大會通過的和平綱煩。」(《十月革命》——《革命檔案》,一九一七年,第407—410頁)換句話說,他們的用意是要通過蘇維埃的大門,尋求通往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道路。如果革命拒絕通過預備議會進行,而為自己打通了一條經過十月革命的道路,那麼,反對派所制定的任務就是要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協助下把革命從專政下解救出來,而把它引上資產階級制度的道路。目的不是別的,正是要取消十月革命。自然,在這種條件下是談不到妥協的。

在第二天,十一月五日,又公佈了一封同樣方針的信:「當一些馬克思主義者違反理智、不顧自然趨勢、不肯承認客觀條件的時候,我為了維護黨的紀律,不甘緘默,因為這些客觀條件正迫使我們在崩潰的威脅下,去同所有社會主義黨派妥協……為了維護黨的紀律,我不能陷入個人迷信,也不能以某人是否參加內閣來決定是否在政治上同那些支持我們基本要求的社會主義黨派妥協,並且不能為此再延長哪怕是一分鐘的流血。」(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五日第二零四期《工人報》)最後,寫信的人(羅佐夫斯基)提出,必須爭取召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來決定下面這一問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還是不是工人階級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或者,它將完全走上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點的道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五日第二零四期《工人報》)
局勢真的像是無望了。不僅資產階級和地主,不僅那些還掌握有許多上層組織(全餓鐵路員工工會委員會、軍隊委員會、國家職員等)的所謂「革命民主派」,甚至還有我們黨內一些極有影響的工作人員——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人民委員會委員,也都大聲疾呼地譴責黨要想繼續掌握政權以實現自己的綱領的企圖。可是,我們卻要說:如果只從表面上而不深入去觀察,那麼,局勢可能被看成是絕望的。應該如何辦呢?接受反對派的要求,等於取消十月革命。既有今日,當初又何必去完成它呢。只有一條路了,那就是依靠群眾的革命意志前進。十一月七日,在《真理報》上發表了我黨中央委員會有決定意義的聲明。這項聲明是列寧寫的。它充滿真實的革命熱誠。它的內容明白、簡煉而確切。它是寫給黨員群眾看的。這項聲明打消了任何一種對黨及其中央委員會今後政策所抱的懷疑情緒:「讓一切信念不堅定的分子,一切動搖分子,一切懷疑分子以及一切被資產階級嚇倒,被資產階級直接間接的幫手的叫喊嚇倒的分子去慚愧吧。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及其它各地的工人和士兵群眾中沒有發生絲毫動搖。我們的黨團結得像一個人,屹立不動捍衛著蘇維埃政權,捍衛著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首先是工人和貧苦農民的利益!」(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七日)第一八二期(第一一三期)《真理報》)

最尖銳的黨內危機被克服了,但是內部鬥爭還依然沒有停止。鬥爭的路線仍舊未變。但是鬥爭的政治意義卻愈來愈小了。關於這一點,十二月十二日烏里茨基在我黨彼得格勒委員會會議上所作的有關召開立憲會議的報告,就是一個非常有興味的證明。他說:「我們黨內的意見分歧並不新鮮。這還是早先在起義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那條路線。現在,有些同志把立憲會議看成是一種應該用以完成革命的手段。他們抱著循規蹈矩的態度,他們說什麼我們不該背禮等等。他們反對那些擔任立憲會議議員的布爾什維克去監督會議的召集工作、力量對此等等。他們純粹從形式上看問題,而沒有考慮到可以利用從這種監督得來的資料去剁明立憲會議周圍的情況,根據這種情況,我們才可以確定對待立憲會議的態度……現在我們所持的觀點,是為了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利益而鬥爭,可是,那些為數無幾的同志卻以為我們是在進行資產階級革命,而這個革命又應該以立憲會議來完成。」

立憲會議的解散,不僅可以看做是俄國歷史中一個大的段落的告成,而且也要看做是我們黨史上一個相當大的段落的告成。無產階級的黨在克服了黨內的反抗以後,不僅掌握了政權,而且把政權保持在自己的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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