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無產階級革命中的蘇維埃和黨

無論在一九零五年還是在一九一七年,我國的工人代表蘇維埃都是從運動本身產生出來的,是這個運動在一定鬥爭水平上的自然的組織形式。但是,對於歐洲年輕的黨來說,由於它們都是或多或少地把蘇維埃當做一種「學說」、一種「主義」來接受,所以經常有把蘇維埃當做偶像來崇拜的危險有把蘇維埃看成一種革命的自足因素的危險。然而,儘管蘇維埃作為一種奪取政權的組織具有很大的優越性,但卻完全可以產生另外一種情況,即起義可以在其它組織形式基礎上層開(工廠委員會,工會等),而僅僅在起義過程中,或者甚至在起義勝利後才產生蘇維埃,這時它已經是政權機關了。

從這種觀點出發,列寧在七月事變以後所開始進行的那種反對對蘇維埃組織作偶像崇拜的鬥爭具有極大教育意義。由於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把持的蘇維埃在七月中成了公開驅使兵士進攻並壓制布爾什維克的組織,所以工人群眾的革命運動可以而且必須為自己尋找另外的道路。列寧曾提出以工廠委員會做為奪取政權的粗織(例如請參看奧爾忠尼啓則同志的回憶錄)。如果不是科爾尼洛夫叛亂迫使妥協派的蘇維埃趨於自衛,並使布爾什維克有可能通過蘇維埃左翼即布爾什維克一翼把蘇維埃同群眾密切聯繫起來,因而重新鼓舞起蘇維埃中的革命生活的話,運動很可能正是沿著這條路線前進的。

正如德國不久以前的經驗所表明,這個問題具有很大的國際意義。在德國建立了好幾次蘇維埃:作為起義機關,卻沒有起義;作為政權機關,卻沒有政權。這樣一來,結果在一九二三年廣大的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群眾的運動就開始圍繞著工廠委員會集結起來。而工廠委員會在基本上執行了我國蘇維埃在直接奪取政權以前時期中所擔負的一切職務。另外,在八月到九月間,有些同志提議立即在德國成立蘇維埃。經過長時間的、激烈的辯論,這項提議被否決了。這樣做是完全對的。在工廠委員會已經實際成為集中革命群眾的樞紐的事實下,蘇維埃在準備時期自然就成了空洞的平行形式。蘇維埃只能使人忽視起義的物質任務(軍隊、警察、武裝的百人團、鐵路等等),而去注意一種獨立自在的組織形式。另一方面,在起義以前不是為了執行起義的直接任務而成立空頭蘇維埃,就等於公然宣佈:「我來攻擊你們了!」政府不得不對工廠委員會「容忍」,因為它們已成為廣大群眾的中心,但是,卻要打擊那第一個成立起來的蘇維埃,因為它是「圖謀」奪取政權的正式機構。共產黨人勢必被迫出來保衛蘇維埃這個純粹的組織形式。這樣一來,決戰的展開就不是為了奪取或防衛物質陣地,而且也不是在我們所選擇的那個時刻,即由於群眾運動的條件而產生起義的時刻。不是的,展開決戰是為了組織形式、是為了蘇維埃的「旗幟」,而決戰的時刻是敵人所選擇的,而且是硬加在我們頭上的。同時,顯而易見,起義的全部準備工作可以十分順利地在工廠委員會這個組織形式下進行,因為工廠委員會已經成為群眾的組織,正在繼續成長和鞏固,並且使黨能夠在起義的時間上有機動的自由。不言而喻,到了一定階段蘇維埃是要產生的。值得懷疑的是,在上述條件下,作為起義的直接機關的蘇維埃可否在戰鬥最激烈的時刻產生,因為這樣會有在最緊急時刻出現兩個革命中心的危險。英國有一句諺語說得好:「過急流時,不要換馬」。到了全國各重要地點勝利後蘇維埃就有可能到處成立起來。無論如何,起義的勝利必然引起蘇維埃的建立,這時它就是政權機關了。

不要忘記,我國的蘇維埃還是在革命的「民主」階段上就產生了的,在這個階段上就已合法化了,然後我們再把它繼承下來加以利用。這種情況不會在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中重新出現。在大多數場合下,那裡的蘇維埃將根據共產黨人的號召而建立起來,因而成為無產階級起義的直接機關。顯然,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在無產階級能夠奪取政權以前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動搖已經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這種情況就為成立作為準備起義的公開機關的蘇維埃造成條件。但這決不是一般的通例。很有可能蘇維埃只是在最後幾天才作為起義群眾的直接機關而建立起來。最後,也完全有可能到起義已經發生轉折以後,甚至在起義完成時,才作為新的政權機關而建立起蘇維埃來。必須看到所有這些可能,免得把組織當做偶像來崇拜,免得把這種本來應該是富有彈性的、富有生命力的鬥爭形式的蘇維埃變成一種組織「原則」,從外面硬加在運動的頭上,從而破壞運動的正常發展。

最近,在我們的刊物上出現大致是這樣一種說法,即認為我們無從知道英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將通過什麼門徑進行:通過共產黨還是通過工會。這樣提出問題,表面上好像是從歷史發展上去看問題,其實是根本不對的,而且是有害的,因為,這樣會抹煞近些年來的主要教訓。如果說在戰爭結束時沒有能夠發生贏得勝利的革命,這恰恰是因為缺少一個黨。這個結論適用於整個歐洲。它可以用個別國家的革命運動的命運來更為具體地說明。德國在這方面的情況就十分明顯。德國革命如果保證有必要的黨的領導,無論在一九一八年或是在一九一九年,都是可以勝利的。在一九一七年,我們根據芬蘭的例子看到了這種情況。在那裡,革命運動是在非常有利的條件下,在革命俄國的掩護和直接的軍事支持下發展的。但是,芬蘭黨內大多數領導者原來都是社會民主黨人,於是就把革命斷送了。從匈牙利的經驗中顯然也可以得出同樣的教訓。他們那裡的共產黨人同社會民主黨左派不是通過戰鬥奪取政權的,而是從嚇壞了的資產階級手裡取得來的。成功了的——既沒有戰鬥,也沒有勝利——匈牙利革命,在最初階段就缺少戰鬥的領導。共產黨同社會民主黨融合在一起,這一點就暴露出它本身不是一個共產黨,因而也就沒有能力把那樣輕易得來的政權保持在手裡,儘管匈牙利無產階級具有一定的戰鬥精神。如果沒有黨,離開黨,繞過黨,只通過黨的代替物,無產階級革命就不能取得勝利。這是最近十年來的主要教訓。不錯,英國工會可以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強有力的槓桿。例如,在一定時期的一定條件下它們甚至能夠代替工人蘇維埃。然而,它們之所以能夠起這樣的作用,不是由於把共產黨放在一邊,更不是由於與共產黨對立,而恰恰是因為共產黨的影響在工會中起了決定的作用。為了這個結論——關於黨對無產階級革命所起的作用和意義的結論——我們付出了很高的代價,因而決不能隨便地放棄它或者輕視它。

在資產階級革命中,自覺、預先考慮和計劃所起的作用比在無產階級革命中應該起的並且已經起了的作用要小得多。資產階級革命的動力也是群眾,但是比起現在來,其組織性和自覺性要小得多。那時的領導權操在資產階級各黨派的手裡。所有資產階級都有財富和文化,還有與此種優越性有關的組織(城市、大學、報刊等)。官僚的君主政體是憑著經驗來自衛的,是以試探的方法去行動的。資產階級則是窺伺時機,以便利用下層的運動投入自己的社會力量,使局勢有利於自己,從而奪取政權。無產階級革命的不同之處,正在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不僅是一個突擊力量,而且是——體現在自己的先鋒隊身上——一個領導力量。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文化、市政機關和大學在資產階級革命中所起的那種作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只能由無產階級的黨去起。由於敵人那一方面的自覺程度不可估計地提高了,所以無產階級的黨的作用就更大了。資產階級在自己幾個世紀的統治中創立了一所比舊的官僚君主政體的學校更高明得多的政治學校。如果說,議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對無產階級來說是一所實行革命的準備學校,那麼,議會制度在更大的程度上對資產階級來說是一所反革命的戰略學校。足以說明這一點的是:資產階級通過議會制度訓練出了一個社會民主黨,它現在已成為私有制的主要支柱。歐洲社會革命的時代,正如這種革命最初一些步驟所表明,將是一個不僅要進行激烈和無情的戰鬥、而且要進行考慮周密和計算精確的戰鬥的時代。其考慮周密的程度,將比我國在一九一七年時期的大得多。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用另外一種與以前完全不同的那些看法來對待國內戰爭問題,尤其是武裝起義問題。我們常常追隨著列寧而重復馬克思的一句話:起義是藝術。但是,如果我們不能根據積累下來的最近幾年的豐富經驗去研究國內戰爭藝術的基本要素,從而把馬克思的公式充實起來,那麼,它就會變成一句空話。應該乾脆說:凡是膚淺地看待武裝起義問題,那就是還沒有克服的社會民主黨的傳統力量在作祟。一個黨如果膚淺地看待國內戰爭問題,妄想到必要時一切都會自行安排妥當,那它就一定要垮台。必須用集體力量來研究自一九一七年以來各次無產階級戰鬥的經驗。

上面所講到的一九一七年黨內各派的歷史,也是國內戰爭經驗的一個最重要的部分。而且我們認為,對於整個共產國際的政策來說也具有直接的意義。上面我們已經談過,在這裡我們再重說一遍,就是研究這些分歧意見,無論如何不能也不該看做是在攻擊那些曾經實行過錯誤政策的同志。但是,另一方面,僅僅因為有些黨員沒有同無產階級革命同一步伐,而把黨史中最重要的一章刪掉,也是不能容許的。黨可以而且應當知道自己的全部過去,以便正確地作出評價並把一切都放在應有的位置上。革命政黨的傳統不是建立在含含糊糊上,而是建立在通過批評而澄清問題上。

歷史保證了我們黨具有無可比擬的革命優越性。同沙皇政府進行英勇鬥爭的傳統,由於地下條件而養成的革命自我犧牲的習慣和方式,對全人類革命經驗的廣泛理論研究,反對孟什維主義的鬥爭,反對民粹主義的鬥爭,反對調和主義的鬥爭,一九零五年最豐富的革命經驗,在反革命年代中對此經驗的理論研究,從一九零五年革命教訓出發來考慮國際工人運動問題——所有這一切的總和,使我們黨得到了異乎尋常的鍛鍊,具有高度的理論上的洞察力,空前的革命氣魄。然而儘管如此,甚至在這樣的黨裡面,臨到決戰的時刻,在它的上層中依然出現了一些堅決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有經驗的革命者、老布爾什維克,他們在革命最緊要的時期中,大致從一九一七年二月到一九一八年二月,在所有的基本問題上採取了實質上是社會民主黨的立場。為了捍衛黨,為了捍衛革命,為了消弭其中由於此種情況而產生的極度混亂,必須有列寧當時在黨內所起的那種唯一的、空前的影響。要想使其它各國共產黨從我們身上學到一些東西,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忘掉這一點。遴選領導人物的問題,對西歐的黨來說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夭折了的德國的十月革命的經驗正在為此而發出悲鳴。可是,必須以革命行動的觀點來進行這種遴選。幾年來,在德國會有足夠的機會可以在直接鬥爭的時期中去檢驗黨的領導人物。沒有這項標準,其餘一切都是靠不住的。這幾年來,法國沒有多少革命震動,即使是局部的也不多見。可是,法國的政治生活卻也爆發過幾次國內戰爭的火花,這時黨的中央委員會和工會領導者也不得不認真地應付一些急須解決的和尖銳的問題(例如,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一日的流血的群眾大會)。仔細地研究這些尖銳的事件,會使我們掌握到極寶貴的資料,以評價黨的領導、黨的個別機構的行動、黨的個別領導者的行動。漠視這些教訓,不從這些教訓中做出關於遴選領導人物的必要的結論,其前途就是必不可免的失敗。因為,沒有英明的、堅決的和勇敢的黨的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一個黨,甚至是最革命的黨,也難免產生自己組織上的保守主義,否則,它就會失掉必要的穩定性。問題的關鍵是在於保守的程度。一個革命的黨的極其必要的保守主義成分必須同不墨守成規的充分自由精神、決定方針的主動精神、行動上的勇敢精神相結合。這些精神將在歷史道路的轉折點上受到最嚴酷的考驗。上面我們已經看到列寧所講的那幾句話:甚至最革命的黨,在局勢急劇轉變、從而任務也急劇轉變的時候,也往往還繼續走著昨天的路,因而成為革命發展的絆腳石,或有成為革命發展的絆腳石的危險。黨的保守主義和黨的革命主動性,都最集中地表現在黨的領導機關中。而歐洲的共產黨還只是將要面臨急劇的轉變——由準備工作向奪取政權的轉變。這種轉變的要求最嚴格,時間最緊迫,責任最重,危險性最大。放過這種轉變的時機就是一股說黨所能遇到的最慘重的失敗。

把近年來歐洲的、首先是德國的戰鬥經驗拿來同我們自己的經驗加以對照,我們就會知道,有兩種類型的領導者往往會在黨必須向前大躍進的時候把黨向後拖。一種類型的領導者專門會在革命道路上看到困難、障礙、麻煩,而在判斷每一種情況的時候總抱著一種先人為主的、儘管不是經常是有意識的逃避行動的打算。馬克思主義到了他們手裡就變成了拖延革命行動的依據,這一種類型的純粹的代表者是俄國的孟什維克。但是,這一種類型自然也不完全限於孟什維克,在最危急的時刻,這一種類型也會突然出現在最革命的政黨的負責的崗位上。另一種類型的代表人物的特點是認識膚淺和大吹大擂。這些人根本看不見什麼障礙和困難,直要到推車撞壁才算。他們能夠利用辭令來沖淡實際障礙,對任何問題都表現出十足的樂觀主義(「大海不過沒膝深」),一臨到決戰的時刻,他們就一定會轉變為另一極端。在第一種類型的人物看來,即在謹小慎微的革命者看來,奪取政權的困難只是他們在自己的道路上專門慣於看到的那一切困難的積累和加深。在第二種類型的人物看來,即在膚淺的樂觀主義者看來,革命行動的困難永遠是突然發生的。在準備時期,這兩種類型人物的行為是各不相同的:一種表現為懷疑者,從革命的意義上來看不能過於依靠他;第二種卻正相反,好像是個狂熱的革命者。但是到了具有決定意義的時刻,這兩類領袖就攜起手來反對起義。然而,全部準備工作之所以有價值,只是因為它能夠使黨、首先是黨的領導機關善於決定起義的時機並領導起義。因為共產黨的任務就是奪取政權,以便改造社會。

近來,常常有人談到並且寫到共產國際「布爾什維克化」的必要性。這是一項不可爭辯的、必定無疑的任務。這項任務在受到去年保加利亞和德國的教訓以後更特別地突出了。布爾什維主義不是學說(就是說不僅僅是學說),而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革命教育體系。什麼是各國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呢?這就是對這些共產黨進行教育,這就是在它們中間正確地遴選領導人物,免得他們在自己的十月革命來臨的時候又溜之乎也。「這就是黑格爾,這就是書本上的智慧,這也就是全部哲學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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