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農民主專政」—二月和十月

十月革命以自己的進程和結局,給予了那種煩瑣哲學式的搬弄馬克思主義以無情的打擊。這種搬弄以往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之中是很普遍的,它在「勞動解放」社就多少有點露頭了,而集其大成的則是孟什維克。這種假馬克思主義的實質是:把馬克思那句有條件的話:「先進的國家顯示給落後的國家以後者未來發展的樣式」變成為一種絕對的、超歷史的(照馬克思的說法)規律,並且企圖根據這個規律來建立工人階級政黨的策略。既然這樣提出問題,那麼在經濟上比較發達的國家還沒有樹立「先例」以前,當然談不上什麼俄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問題。當然,不須爭論的是:每個落後的國家會在先進國家歷史中找到自己未來的某些特點,但卻完全談不上整個發展的重演。恰恰相反,資本主義經濟愈加具有世界性質,則落後國家的命運就愈加特殊,因為落後國家勢必把自己的落後成分同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成就結合起來。恩格斯在其《農民戰爭》一書的序言中寫道:「到了一定時刻(這種時刻不是到處同時到來,也不一定在同一髮展階段上到來),資產階級就會開始覺察到,它那形影不離的同伴——無產者已開始勝過它了」。歷史發展進程使得俄國資產階級比其它任何國家的資產階級都更早、更全面地有了這種覺察。在一九零五年前夕,列寧對於俄國革命的特殊性就得出了一個「工農民主專政」的公式。正如以後整個發展所表明,只有把這個公式作為走向依靠農民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專政的一個階段來看,才是有意義的。列寧這樣提出問題,是完全具有革命性的和前進性的,是完全和徹底抵制孟什維克的公式的。根據孟什維克的公式,俄國只能重演先進民族的歷史,由資產階級掌握政權,而社會民主黨居於反對黨的地位。然而,我們黨內有某些人,在列寧這個公式上所著重的不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而著重在它的民主性上,並把它同社會主義性對立起來。這樣一來,又無異表明:俄國作為一個落後的國家,只能進行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應該在西方開始。我們只能在英國、法國、德國之後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但是,這樣提出問題,必不可免地要陷入孟什維主義。這種情況在一九一七年充分暴露出來。當時,革命的任務已經不是預言的問題,而是行動的問題了。

在革命的現實條件下,站在把民主實行到底而反對社會主義的立場,認為社會主義「為時尚早」,這在政治上就是從無產階級立場退到小資產階級立場,轉到民族革命的左翼地位。

二月革命,如果把它作為獨立的革命來看,是一次資產階級革命。但是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它卻出現得過遲了,而且本身也不具有任何穩定性。它遭到一些矛盾的破壞,這些矛盾立即表現為兩個政權的並存。於是,它就該要麼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前奏——而事實也正是如此——要麼處於某種資產階級寡頭制度之下,使俄國落於一個半殖民地的地位。因而對於二月革命以後所面臨的時期,可以有兩種看法:要麼看做是「民主」革命的鞏固、發展或完成時期,要麼看做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準備時期。抱有第一種看法的,不只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而且也有我們黨內的一部分領導者。所不同的是他們確實曾經努力盡可能地把民主革命向左推。但是所採取的方法,在實質上卻是一樣,那就是對處於。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施加「壓力」,而這種壓力又不要超出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範圍。如果這種政策佔了上風,我黨就掌握不到革命的發展,歸根到底,我們所遭到的將是沒有黨的領導的工人和農民群眾的起義。換句話說,我們所遭到的將是大規模的七月事變,也就是說,不是插曲,而是大失敗了。

十分明顯,這種大失敗的直接後果就是黨的毀滅。這樣,意見分歧的整個深刻性也就可以想見了。

在革命初期,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影響自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群眾、也就是農民群眾在人民中為數的眾多和革命本身的不成熟性。正是革命的不成熟性,加以戰爭所造成的十分特殊的條件,才使得小資產階級革命者獲得了領導權,或者說最低限度獲得了一種形似的領導權,以保衛資產階級對於政權的歷史權利。但這決不是說,俄國革命只能走它從一九一七年二月到十月所走的那條道路。這條道路的產生,不只是由於階級關係,而且也是由於戰爭所造成的那些臨時條件。由於戰爭,農民才組織起來並武裝起來,成為數以千百萬計的軍隊。當無產階級在自己的旗幟下組織起來以領導農村群眾之前,小資產階級革命者就已在被戰爭激怒起來的農民軍隊中找到了自然的支柱。小資產階級革命者就利用達支數以千百萬計的軍隊的力量來壓迫無產階級,並在初期把它領導起來,因為這股力量曾經是支配一切的。在同樣的階級基礎上,革命也可以有另外一種進程。戰前所發生的一些事件,最好地證明瞭達一點。一九一四年七月,革命罷工震撼了彼得格勒。事態發展到了公開的巷戰。在這次運動中,領導權毫無條件地落到我們黨的地下組織和公開合法的報刊上。

布爾什維主義在與取消派和一般小資產階級黨派直接鬥爭中,鞏固了自己的勢力。爾後,運動的增長,首先就意味著布爾什維克黨的增長。一九一四年的工人代表蘇維埃——如果局勢發展到蘇維埃的話——很可能在初期就已經是布爾什維主義的了。農村的覺醒活動也會在布爾什維克所主持的城市蘇維埃的直接和間接領導下進行。這並不一定意味著:社會革命黨人會立即從農村中消失。不是的。農民革命在開始階段,很可能是在民粹主義的旗幟下進行。但是照我們所設想的事件發展情況,民粹派本身就要被迫把自己的左翼推出來,與城市中布爾什維克蘇維埃尋求聯合。很明顯,在這種場合中,起義的直接結局也將首先決定於與農民有聯繫的軍隊的士氣和行動。如果沒有大戰爆發,因而沒有在發展的鏈條上加進一個新的重大環節的話,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的運動能夠獲得勝利嗎?這一點是無法猜測的,而且也沒有必要去猜測。但是有許多情況說明,如果勝利的革命是沿著那條以一九一四年七月事變為開端的道路展開的話,那麼沙皇政府的推翻,就大半意味著革命的工人蘇維埃直接取得政權,而這些蘇維埃將通過(在初期!)民粹派左翼,把農民群眾引上自己的軌道。

戰爭中斷了正在展開的革命運動,推遲了這個運動,可是隨後又異乎尋常地加速了它。戰爭通過數以千百萬計的軍隊,為小資產階級的黨造成了一個十分特殊的效果,即創立了一個不僅是社會的、而且也是有組織的基礎。要知道,農民的特點,也就正在於他們固然人數眾多,但即使當他們具有革命精神的時候,也是難於把他們變成有組織的基礎的。小資產階級的黨依靠了現成的組織,即軍隊,就來威脅無產階級,而且引誘他們走上護國主義。這就是為什麼列寧立即氣憤地起來反對「工農民主專政」舊口號的原因,因為它在新的條件下,意味著變布爾什維克黨為護國派集團的左翼。列寧認為,主要的任務是把無產階級先鋒隊從護國主義的泥潭中拖出來。只是在這種條件下,無產階級才能在下一階段成為農村勞動群眾團結的核心。但是,這樣一來,又該如何看待民主革命呢?或者,更確切—些說,又該如何看待工農民主專政呢?列寧毫不容情地駁斥了那些「老布爾什維克」。他說,他們「屢次在我黨歷史上起可悲作用……,只是無謂地背誦記得爛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動的現實出特點」。「不要向舊公式看齊,而要向新的現實看齊」。列寧問道:「加米涅夫同志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沒有完成,這一老布爾什維克的公式,有沒有包括這種現實呢?」他回答說:「沒有,這個公式已經過時了,已經完全不適用了,已經僵死了。要努力使它復活是徒勞無益的」。(《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24、31頁)

不錯,列寧有時也說過,在二月革命初期,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會把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實現到一定程度。這種說法,只有在這些蘇維埃掌握了全部政權的情況下才是對的。但是,正如列寧不止一次闡述過的,二月革命時期的蘇維埃僅僅實現了一半政權。它們支持了資產階級政權,對資產階級施加了半反對派的「壓力」。正是它們的這種中間地位,使得它們不能越出工農兵民主聯合的範圍。從政權的形式來看,這種聯合,由於所依靠的不是調整好了的國家關係,而是武裝力量和直接的革命監督,因而是趨向專政的。但是沒有達到這種專政,而且相距還很遠。妥協派蘇維埃的不穩定性,也正在於這種工農兵半政權聯合中的民主形式的不明確。這些蘇維埃要想不趨於消滅,就得真正把政權奪到自己的手裡。然而,它們要奪到政權,不能以各黨所代表的工農民主聯合的形式去進行,而只能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去進行。這個無產階級處於統一的黨的領導之下,並領導著從農民中的半無產階級起的農民群眾。換句話說,工農民主聯合只能看成是一種來成熟的、沒有取得真正政權的形式,也就是一種傾向,但不是事實。要想進一步向奪取政權的方面發展,就必不可免地應該衝破民主的外殼,使得大多數農民必須跟著工人走,使無產階級有實現階級專政的機會,這樣,在社會關係完全而十分急進地民主化的同時,就把工人國家對資本主義所有權所實行的純粹社會主義的侵奪行動提到日程上來了。誰在這種條件下還繼續堅持「民主專政」的公式,誰就是在事實上放棄了政權,而把革命引向一條死路。

其餘一切問題所圍繞著的一個基本的爭論問題是:要不要為政權而鬥爭?要不要奪取政權?這一點就已經表明,我們那時所面臨的不是無關緊要的、觀點上的分歧,而是兩種具有極大原則意義的傾向。這兩種傾向之一,即基本的傾向,是無產階級的,並已走上了世界革命的道路;另一種傾向是「民主的」,也就是小資產階級的,並且最後使無產階級政策服從於正在進行改良的資產階級社會的需要。在整個一九一七年中,每當遇到多少比較重要的問題時,這兩種傾向總要發生敵對的衝突。恰好在革命的時代,也就是在把黨所積蓄的資本用來直接流通的時候,就會不可避免地揭開並實際暴露出這種分歧來。這兩種傾向還將在所有其它各國的革命時期中不止一次地顯露出來,只是程度或深或淺,形式有所差別而已。如果注意到布爾什維主義的最根本之點,把布爾什維主義理解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用武裝奪取政權的一種教育、一種鍛鍊、一種組織;如果把社會民主主義理解為資產階級社會範圍內的一種改良主義的反對派活動,理解為對於資產階級社會合法性的遷就,也就是理解為從實際上教育群眾承認資產階級國家的不可動搖性,那麼就會十分明白,甚至在共產黨內部,在直接革命時期,當政權問題需要迫切解決的時候,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同布爾什維主義之間的鬥爭也會極為明顯、極為公開、極為赤裸裸地暴露出來。要知道,共產黨也並不是從歷史熔爐中一下子鑄煉出來的。

只是到了四月四日,也就是列寧來到彼得格勒以後,奪取政權的任務才對黨提了出來。但是,即使從那時候起,黨的路線也還未具有完整的、一貫的、人人都無疑義的性質。雖然有了一九一七年四月會議的決議,可是反對革命路線的行動——有時暗地進行,有時公開進行——卻一直貫穿著整個準備時期。對於從二月到十月革命鞏固時期所發生的意見分歧,從其過程上加以研究,不僅具有特殊的理論上的意義,而且也具有不可估量的實際意義。在一九零三年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所揭露出來的意見分歧,列寧在一九一零年稱之為一種「先期行為」,即預兆。研究這些意見分歧,追本溯源,也就是說一直追溯到一九零三年,甚至再追溯上去,例如追溯到「經濟主義」,這是非常重要的。但要想使這項研究具有意義,必須把這項研究進行得徹底,並且要研究這種意見分歧受到決定性考驗的那個時期,也就是十月革命的時期。

限於現有的篇幅,我們不能給自己提出把這個鬥爭的所有階段都加以詳盡研究的任務。但是,我們認為有必要把我們的出版物中有關我們黨的發展的最重要時期的這個值得惋惜的空白彌補上,哪怕只能彌補一部分空白也好。

上面已經說過,意見分歧的中心是政權問題。一般說來,這是一個試金石,通過它可以確定一個革命政黨(也不只是革命政黨)的性質。與政權問題有密切關聯的戰爭問題,也在這個時期被提出來並且獲得瞭解決。我們對這兩個問題的探討,將根據最主要的紀年標誌來進行:推翻沙皇政府以後初期、列寧回國以前黨和黨報的立場;以列寧提綱為中心的鬥爭;四月代表會議;七月事變後果;科爾尼洛夫叛亂;民主會議和預備議會;武裝起義和奪取政權問題(九月——十月);「清一色的」社會黨人政府的問題。

我們希望,通過對這些分歧意見的研究,可以使我們做出對共產國際其它政黨同樣也具有意義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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