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革命的遺產

彼得‧塔夫(Peter Taaf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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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民族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

塔夫(Peter Taaffe)在文中就費吉斯(Orlando Figes)的著作《一個民族的悲劇》作出評論和回應。後者雖被譽為權威歷史著作,但其實不過是試圖掩蓋1917年重大事件的真正意義。

俄國革命剛剛開始,俄國以至全世界的有產階級代表們就預言「布爾什維克專政」會很快垮台。

1917年11月9日,《泰晤士報》(The Times)認可並引述納魯科夫(Naklukoff)——剛被推翻的克倫斯基(Kerensky)政府駐巴黎大使——的話:「目前形勢確實嚴峻,但還不算糟糕透頂。即便消息是真的,我們也不必過分驚慌……讓它發生,然後再一勞永逸地解決掉,這樣反倒更好。最高綱領派(布爾什維克)運動的武斷行為已經注定了它自己的滅亡。我相信,只要哥薩克團一到場,這場運動就會停止。」這名社會革命黨領導人認為布爾什維克只剩下「幾天時間」,而著名作家高爾基(Maxim Gorky)估計他們的政權只能維持兩週。但是,發現了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政權比他們之前預言的更加頑強之後,資產階級就開始訴諸謊言和誹謗。這還不夠,所以他們用上了更有力的「論據」:槍炮、坦克、飛機和干涉軍,來打擊和消滅革命。

自那以後,資產階級用盡一切辦法來篡改1917年的歷史,扭曲偉大革命領導人——特別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思想。就算1917年及隨後確有理由害怕俄國革命的蔓延力,為什麼費吉斯等歷史學者現在要花費這麼大的篇幅(超過900頁)繼續詆毀俄國革命?畢竟,隨著1989-90年東歐和蘇聯的斯大林主義政權垮台,俄國革命的遺產——特別是計劃經濟——很明顯已經被「永遠」根除了。

費吉斯以及派普斯(Richard Pipes)等更反動的歷史學者,把很多注意力放在革命週年紀念,正說明了這場革命對當代工人的持久吸引力。隨著世界資本主義將步入經濟、政治、社會和生態災難,事實就更為如此。他們必須盡其所能掩蓋1917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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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當初能在俄國發展嗎?

俄國從歐洲殖民地一度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國家,離不開革命和計劃經濟奠定的基礎。在詳細介紹俄國城市狀況時(112-113頁),費吉斯證明了革命來臨時俄國的落後性:「這座沙皇之城(聖彼得堡)的死亡率是歐洲各國的首都中最高的,甚至超過了君士坦丁堡,而霍亂平均每三年爆發一次。」費吉斯還詳細描述了農村地區同樣的不開化與經濟落後。但是,他的任務是證明革命「絕非不免」以布爾什維克「專政」結束。他認為,俄國有可能走上「民主」道路,而十月革命不過是「懦弱」且「專制」的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黨所發動的「政變」。

其他人——特別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幫助費吉斯證明,如果沒有十月革命,俄國經濟的發展速度本可以比計劃經濟下快得多。但事實恰恰相反,儘管斯大林主義造成了恐怖的一黨集權政體,俄國革命帶來的計劃經濟仍然使工業、社會和群眾生活水平實現了無可比擬的巨大發展,其他類近國家絕不能與之相比。

「並非如此。」反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說道:「你們怎麼看待亞洲四小虎(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尼)和1945年後日本的非凡發展速度?」但是這些經濟體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驚人的發展速度,是因為它們自身的獨特條件和二戰後美國及其傀儡國的特殊政策。面對建立在十月革命成果——包括計劃經濟——之上的斯大林主義的威脅,美帝國主義在日韓通過剝奪地主和給予農民土地,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大部分任務。被逐出中國大陸的國民黨也對台灣原住地主做了同樣的事。他們清除了殘餘的封建和半封建土地關係,為資本主義發展鋪平道路。這一措施,再加上美國市場、國際資本和血汗奴工(韓國和台灣)是這些新興國家發展的基礎。而直到今天,大多數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國家尚未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1968年12月連《科學美國人》雜誌(Scientific American)在比較了1928-66年日本和蘇聯的發展速度之後,也總結說:「儘管受到二戰的嚴重削弱,在1928年後的38年裡,蘇聯的年均增長率仍然達到5.4-6.7%:這種成就是前所未有的。」(21頁)直到1970-80年代,由於一黨集權的斯大林主義體制破壞了蘇聯的發展潛力,增長速度才慢下來。1989-90年崩潰前,斯大林主義確實造成了經濟和社會的倒退。

1917年的俄國須要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也就是徹底的土地改革(給予農民土地)、解決民族問題(給予被壓迫民族自決權)、實行民主和發展現代經濟。根據1905年革命的經驗,列寧認為自由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托洛茨基著名的不斷革命論和列寧的四月提綱指出,工業家與銀行家都和半封建地主緊緊地捆在一起。資本家投資於土地,地主則投資於工業。銀行家借給地主40億盧布,所以剝奪地主將危及銀行家和工業家的投資。

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前殖民地或前半殖民地國家現在大致上仍是如此。例如在印度,地主經常是資本家,資本家經常也是地主,這兩種身份經由銀行資本聯繫在一起。所以徹底的土地改革——也就是將土地交給農民——不但會遭到地主及其私人武裝,還遭到資本家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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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是偶然還是必然?

俄國地主和資本家同官僚相關聯,而制度的頭上頂著沙皇的皇冠,用來迷惑群眾,鎮壓反對力量。費吉斯說,如果及時進行土地改革並給予民主,沙皇政府或許就不會被推翻。但是,在他自己提供的許多細節裡,都證明這種想法多麼不切實際。的確,資產階級希望專制君主進行有限的民主改革,但1931-37年西班牙革命的經驗告訴我們,這不會從根本上改變革命的進程。阿方索國王撤換了獨裁者普里莫‧德‧里維拉(Primo de Rivera),可仍未免於流亡的命運。

1915年,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Cadet)領導人米留可夫(Milyukov)在敦促沙皇做出讓步時說:「我們正走在火山口上……緊張局勢已達到極限……不小心掉下一根火柴就足以點燃熊熊烈火。」讓步還是鎮壓,1917年的有產階級左右為難,因為不管哪條道路都可能引發革命。

米留可夫在1915年的擔憂是有道理的,因為當時俄國農民正在戰爭的重擔下痛苦呻吟。費吉斯等資產階級歷史學者總是用陰謀論來解釋歷史——特別是革命——儘管他們自己提供的材料與此結論相矛盾。他們當然也如此看待十月革命,但正如托洛茨基所說,革命的「爆發是因為所有社會矛盾都已經達到最緊張的程度」。

爆發革命主要是因為社會已經發展到不發生劇烈變動就不能繼續前進的地步,而不單單是鼓動宣傳的結果。一般來說,只有滿足了四個條件,群眾對政權的反抗才會越過普通抗議的界限,而發展成革命運動。首先,統治階級必須發生分裂——連費吉斯也很清楚2月前的俄國正是如此。當時,統治階級內部對戰爭和政權的反對情緒都在增長。

工人階級日漸覺得「我們不能再繼續像這樣活下去」,也就是準備將鬥爭進行到底,是革命的另一個重要條件。二月革命前的幾個月裡,這種情緒正在形成。如果沙皇政府在1916年做出妥協,革命第一階段的進展可能會有所不同,但這個進程不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1916年1月,「血腥星期日」(沙皇政府屠殺請願工人,揭開了1905年革命的序幕)的週年紀念日,聖彼得堡爆發了大規模罷工。這一年的罷工人數是前一年的兩倍,而且工人從經濟罷工轉向政治罷工,從局部鬥爭轉向考慮總罷工。中間階層——特別是在農村——處於動亂之中,一戰極大地加速了這一過程。

但費吉斯卻認為,這不是俄國工人急切擁抱馬克思主義的原因。他說,工人接受「這一學說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缺乏其他的政治思想,否則工人起碼會對馬克思主義稍微多一些的保留和懷疑。不過這也根植於大多數工人過去接受哲學教育的方式。成年人在學習兒童在學校裡通常所學的知識時,經常只能理解最簡單的抽象觀念。這些觀點往往深深地刻在他們的腦海裡,讓他們難以再去吸收更複雜的知識。他們看到的世界是非黑即白的,因為狹隘的學問阻擋了其他任何色彩。」

也就是說,費吉斯覺得俄國工人接受馬克思主義,不是因為它準確地描述了他們在俄國地主/資產階級政權下的生活境況。要是他們上過大學,最好是費吉斯任教的那一所,那麼俄國工人階級的意識就會變得不同。在社會科學方面,特別是在談到革命的時候,大學一般總是大攪渾水、迷惑視聽。在資產階級學者完全不能理解工人階級,特別是其先進的指導階層。在他們眼裡,工人階級——特別是它的先進領導階層——只不過是領導人和知識分子的棋子而已。

為了對俄國革命做好準備,列寧、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黨認真研究過法國革命、巴黎公社和1905年俄國革命。他們認為自己的任務是,把工人階級想改造社會的無意識願望提升到自覺層面。布爾什維克的鼓動宣傳清楚地解釋了1917年工人和貧農的階級利益所在。如托洛茨基所說,1917年初,「不管是在士兵蘇維埃裡,還是在工人蘇維埃裡,布爾什維克一般都只佔1-2%,最多不超過5%。參加鬥爭的工人、士兵和農民至少有95%是跟隨著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大政黨(孟什維克和所謂的社會革命黨)的。」

布爾什維克先是被指責為宗派主義者,然後又被指責為德國間諜。但「他們所有的注意力都指向群眾,而且不是指向上層群眾,而是指向那些絮絮叨叨的議會代表通常所遺忘的數百萬乃至數千萬最底層、最受壓迫的群眾。」包括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在內的報紙,整個出版界都對布爾什維克展開了惡毒攻擊。在二月革命後的頭幾個月裡,滔滔不絕的謾罵和關於布爾什維克從德國拉來一車車黃金的謠言,甚至令水兵和士兵們威脅要刺死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其他領導人。

但是,群眾的親身經歷使他們對其他政黨的幻想破滅了,因為這些和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結盟的政黨背叛了工農的利益。群眾開始對布爾什維克的演說產生更多好感。正如托洛茨基所說:「車間裡的工人、戰壕中的士兵和挨餓的農民開始明白,資本家和他們的走狗之所以譭謗布爾什維克,恰恰是因為布爾什維克堅定地獻身於被壓迫者的利益。士兵們過去對布爾什維克感到憤恨,現在卻熱情地擁護他們,無私地準備跟隨他們直到最後一刻。另一方面,群眾對於立憲民主黨的憎恨不免轉移到了它的盟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身上。」

這些說給1930年代工人聽的話,對於我們高貴的歷史學者來說太過「簡化」了。但是比起費吉斯之流的大部頭著作,在解釋1917年布爾什維克黨、蘇維埃和十月革命的勝利方面,這些話要準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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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變還是群眾起義?

二月革命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將權力交給了資產階級。連以斯大林和加米涅夫(Kamenev)為首的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也給予資產階級聯合政府「批判性支持」。只有身處瑞士的列寧和紐約的托洛茨基明白二月事件的意義,它不僅是俄國革命的開始,也是世界革命的開始。

列寧要求工人不要相信臨時政府。但是,二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只有8,000多人。列寧解釋說,布爾什維克必須立足於群眾的意識。在第一階段,群眾不可避免地會選擇最少阻力的道路。在俄國,他們大力支持上面所說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只有重大事件才能讓他們明白布爾什維克的觀點、戰略和戰術是正確的。

革命中的工人階級學得很快。布爾什維克迅速增長。1917年2月,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只有2,000名成員(費吉斯認為有3,000人),到4月份有16,000人(全國有79,000人)。到了7月,費吉斯說布爾什維克黨有20萬名成員。按他的說法,十月革命前夜這個數字已經增加到35萬,「絕大多數是藍領工人。」(大部分人認為10月份布爾什維克成員人數是24萬)

但是革命沒有沿直線發展。2月到10月間,情況發生了許多劇烈轉折。4月份,由於戰爭的繼續,彼得格勒工人對臨時政府已經不抱幻想了。群眾——特別是被戰爭折磨得筋疲力盡的1千萬士兵——渴望結束殺戮。但是連工農議會,也就是群眾自己根據1905年革命經驗創立的蘇維埃,也贊成繼續戰爭。

4月,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佔多數的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拒絕批准8小時工作日。隨後的「七月事變」反映了群眾的失望和憤怒,但這是派普斯和費吉斯所無法理解的。派普斯不顧當時參加者——從托洛茨基到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所有證詞,認為這次事件是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為了「奪取政權」而發動的。照這位「歷史學者」所說,只是等到失敗之後布爾什維克才聲稱這是一次自發的示威遊行,自己不過是想把它引到和平的方向上。費吉斯的觀點更加模糊。一方面他引述蘇哈諾夫(Sukhanov)的話來支持派普斯,但同時又暗示說布爾什維克對於是否利用七月示威來奪權心存猶豫。此外,列寧還被他描述成一個拿不定主意的人。

事實恰恰相反,這場有40多萬工人和士兵參加的大型示威,標誌著過去所有革命中都曾出現過的一個階段。由於對革命到目前為止的成果失望透頂,他們要求將10個資本家部長逐出聯合政府:「停止攻勢,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就像1848年的「六月起義」、1919年1月的「斯巴達克同盟起義」和1937年巴塞羅那的「五月起義」,七月事件的爆發同樣是因為群眾意識到自己的革命果實正在被奪走。彼得格勒的示威群眾試圖阻止革命脫軌。

與費吉斯的說法相反,布爾什維克領導層反對七月示威但被迫加入。彼得格勒工人已經準備推翻政府,但是布爾什維克領導層對此表示反對。列寧和托洛茨基警告說,俄國其他地區,更重要的是農民和前線士兵,仍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看透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聯合政府的真實面目。群眾只能通過艱苦的教訓來明白這一點。

費吉斯將七月事件前和事件中的列寧描述成一個「懦夫」,這就足以使整本書不能被看成對1917年事件的嚴肅、科學和客觀的評價(第385頁)。列寧在7月從聖彼得堡逃往芬蘭以求自保性命。他寫道:「列寧總是高估自己的人身危險;從這一點上來說,他是一個懦夫。在這次夏季逃亡中,他的生命並不曾面臨直接威脅。」但是只不過隔了一段,他就提到「狂熱的反布爾什維克氣氛……私刑氾濫的時期,小報上滿是列寧在絞刑架上的漫畫」。

列寧拒絕出庭接受審判是完全正確的,因為組成審判庭的會是布爾什維克最不共戴天的階級敵人。如托洛茨基所說:「只要回想一下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兩人的命運就足夠了。」列寧躲藏起來不是為了他自己,而是為了革命。列寧與托洛茨基是布爾什維克黨的「大腦」,所以也就是革命的「大腦」。在七月事件裡,列寧最先考慮的是革命的利益。如果列寧和托洛茨基都不幸犧牲,那麼俄國革命也難免於失敗。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遇害就是德國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

七月事件引發了反動報復:布爾什維克遭到鎮壓,托洛茨基入獄,列寧被迫隱匿起來。以科爾尼洛夫將軍為代表的反革命勢力試圖在8月發動政變,結果被工人階級打敗,當中布爾什維克發揮了最突出的作用。當蘇維埃的代表和鼓動員向科爾尼洛夫的士兵解釋了真實情況之後,士兵們立即拒絕聽從將軍的命令。鐵路工人把科爾尼洛夫的軍隊攔在岔道上,使它完全瓦解了。

革命有時需要反革命的鞭策。八月事件使群眾對布爾什維克的支持驟然增加。隨後兩個月裡,大部分工兵蘇維埃都被爭取到了布爾什維克這一邊。通過托洛茨基領導的彼得堡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工人階級於10月25日奪得了政權。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十月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但費吉斯的結論是,它「實際上只是一次小規模事件,最多不過是一次軍事政變,絕大部分彼得格勒居民都沒有注意到它的發生。」難以置信的是,他接下來又評論說:「整個暴動,如托洛茨基自己所承認的,是以政變的形式完成的。」為了支持自己的說法,他引述托洛茨基的話說,這次暴動是「一系列經過預先籌劃和準備的小規模行動」。

費吉斯絲毫不顧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史》充滿才智的一章《暴動的藝術》裡使用了相當大的篇幅來說明十月革命和暴動完全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政變」。後者是由統治階級或軍隊中的一部分陰謀家實施的,通常只是導致統治階級的一個派系被另一個派系取代。但是,托洛茨基說:「只有群眾起義才能使一種社會制度戰勝另一種社會制度」。

布爾什維克黨的重要性

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有本質上的區別。二月革命中群眾起義推翻了舊政權,但是工人階級和農民沒能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裡。只有客觀前提得到滿足,社會主義革命和暴動才有可能勝利。但是除此之外,工人階級要想奪得政權還需要其他條件。與2月不同,10月份時「主觀因素」——領導層有遠見的、能夠帶領群眾奪權的群眾性革命政黨——也已具備。

革命形勢不會持續很長時間:兩三天的戰鬥就可以決定一場革命的命運。在俄國,大概只是在9月到11月這三個月裡才存在革命勝利的條件。如果工人階級當時沒能取得政權,俄國就會落入資產階級獨裁者——例如科爾尼洛夫——的絞索。

10月前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裡的勝利,加上農民蘇維埃的突然左轉,反映出群眾對革命的積極支持,可是費吉斯卻認為革命只是由一小部分人完成的。十月奪權的技術和軍事方面的確是由小部分人完成的。所有革命都是如此;小部分人在群眾的支持下展開行動。與7月完全不同,要想在10月取得勝利,以蘇維埃的名義展開行動的布爾什維克需要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廣泛支持。如果沒有彼得格勒無產階級群眾對暴動的支持,十月劇變不可能像費吉斯所承認的那樣以相對「不流血」的方式完成。反過來,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實際上沒有還手之力,說明反對革命的人毫無鬥志。托洛茨基所說的「一系列經過預先籌劃和準備的小規模行動」指的只是十月革命的技術和軍事方面,而不是說群眾的支持。而且一個無可置疑的史實是,全世界只有俄國工人——經過十月劇變——奪得了政權並建立了真正的工人民主。

在之後的歲月裡,工人階級有很多機會效仿1917年俄國工人的壯舉。從工人階級勝利的範圍、規模與可能性來說,1925-27年中國革命即便不是更偉大,至少也和俄國革命不相上下。1931-37年間,西班牙工人階級不只一次而是十次試圖完成革命。在1968年的法國,工人階級組織了1000萬人的總罷工;逃往德國的資產階級波拿巴主義者戴高樂(De Gaulle)覺得「遊戲就要結束了」,但是法國工人卻沒能效仿50年前的俄國工人。1974年的葡萄牙革命也發生了相同的情況,當時該國的資本主義國家機關已經瓦解了。不同於俄國革命,大部分葡萄牙公務員都激進化起來,而且正在尋求「社會主義」,但不幸的是,資產階級國家機器重新聚攏,最終消滅了葡萄牙革命的成果。令革命未能完成的是工人組織——社民派和擁有群眾基礎的共產黨——領導層的錯誤政策。

這一切都和1917年的俄國形成鮮明對比。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領導下,布爾什維克黨的政策和策略引領俄國工人取得了勝利,展開了「震撼世界的十天」。難以置信的是,費吉斯在談到共產國際的創立時只是一筆帶過,而且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俄國革命對國際勢的影響。如列寧和托洛茨基所預料的,十月革命在歐洲、美洲乃至全世界引發了巨大的革命騷動。由於21支帝國主義軍隊的干涉,革命曾一度局限於莫斯科和彼得格勒這兩個大城市,也就是舊莫斯科公國地區。在帝國主義者的武裝援助下,反革命的白軍佔據了俄國大部分地區。雖然在某些地區窮困潦倒,甚至陷於人吃人的境地,革命最終還是勝利了,這靠的不是先進的武器,而是靠向帝國主義軍隊裡和全世界的工人階級發出的號召。

從布爾什維主義到斯大林主義?

和過去許多人一樣,費吉斯認為斯大林主義的根源在於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的政策與措施。他說布爾什維克想要「把所有權力集中在黨的手裡,並利用恐怖手段掃除一切政治反對者」。除了立憲民主黨和半法西斯主義的黑色百人團等資產階級反對黨和報紙被鎮壓之外,革命初期絲毫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只是等到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走上了反革命武裝道路之後,他們的出版物才被取締。這和其他內戰——包括美國南北戰爭等資產階級內戰——的情況沒有區別。難道林肯(Abraham Lincoln)和北方聯邦會允許南方奴隸主及其支持者在北方發行報紙並賦予他們民主權利?難道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在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中,會允許保皇黨在議會軍控制的地區自由活動?相反,他們都訴諸軍事鎮壓,這就是內戰的邏輯。這個道理同樣適用於布爾什維克。他們只是在絕對必要的時候才採取鎮壓措施,而且他們當時認為等到革命蔓延至西歐,連這些軍事手段和鎮壓也都沒有必要了。

在寫道召集立憲會議時,費吉斯——可能是無意地——證明了布爾什維克政權的聲望和初期反革命的軟弱。他給出許多有益的事實來說明,農民勢不可擋地轉向左翼社會革命黨,而後者當時是布爾什維克的盟友。他在評論城市中的氣氛時甚至說:「解散立憲會議沒有遭到大規模的反對」。儘管如此,他還是說:「外省市鎮的政治文明不比落後的農村先進多少,首都之外也沒有真正的城市中產階級來維護民主革命。這就是1917年的悲劇。」

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當時俄國沒有一個穩固的「城市中產階級」?如果存在這個階級,它又能否阻止俄國革命?首先,中產階級的脆弱本身就反映出俄國資產階級無力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以這些任務落在了工人階級肩上。與農民結盟的工人階級在取得政權後先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後開始著手實現社會主義。而且,德國雖然存在「城市中產階級」,但仍未能避免1918-19年革命。這場革命之所以未能完成,只是因為不具備俄國那樣的「主觀因素」。

列寧和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中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和斯大林主義存在巨大鴻溝。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布爾什維克黨是有史以來最民主的政黨,而且它也最堅定地動員工人階級奪取政權。他們把十月革命看作歐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開端。列寧和托洛茨基在革命前多次說過,沒有西方革命的勝利,俄國革命將不可避免地失敗或變質。

造成斯大林主義的不是布爾什維主義,而是俄國革命的孤立和俄國落後的經濟文化狀況。這兩個因素,再加上內戰對俄國無產階級最優秀分子的摧殘,以及群眾因為歐洲革命失敗而失去其支援並感到失望,導致特權階層逐漸形成。斯大林不過是這個逐漸從無產階級手中竊取權力的階層的代表。所以斯大林主義不僅不是產生於列寧主義,反而是在與布爾什維主義的生死決鬥中上台的。新興官僚要想鞏固自己的權力和特權,就必須徹底摧毀布爾什維主義。消滅左翼反對派(Left Opposition)和所有來自英雄時代的布爾什維克的行動在大清洗中達到頂峰,托洛茨基將此稱為「單方面內戰」。

俄國革命的蛻化和斯大林主義的崛起——最終導致了計劃經濟的終結——能否否定俄國革命的意義?當然不能。只要仔細研究一下十月革命和之後的事件,我們就可以明白,如果不瞭解俄國革命及其後來的蛻化就不能理解20世紀乃至今天的局勢。儘管存在斯大林主義,計劃經濟的成就仍然告訴我們一個可能性,特別是如果它當初是建立在工人控制和管理的基礎上。

研究十月革命使今天的先進工人有機會瞭解革命的規律。當然,今後事件發展的方式和速度不會和俄國革命一模一樣。即便如此,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鬥爭仍然是相似的,儘管資產階級理論家愚蠢地宣稱我們處在「歷史終結」的時代、意識形態已經消失等等。

在我們即將迎來的時代裡,階級鬥爭將以加倍的力量爆發。工人和青年的最優秀代表將尋求能夠告訴他們如何動員工人階級、反抗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和理論武器。在馬克斯和恩格斯的著作裡以及對今天有特別意義的列寧和托洛茨基的著作裡,在1917年俄國革命中布爾什維克的不朽事業裡,而不是在費吉斯的書裡,他們將找到自己需要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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